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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洛伊中學畢業後，第一次世界大戰也結束了。布達佩斯陷入革命風暴和反革命屠殺，一是爲了遠離血腥，二是爲了徹底逃離家庭的管束，馬洛伊決定去西方求學。1919年10月，他先去了德國萊比錫的新聞學院讀書，隨後去了法蘭克福（1920）和柏林（1921）。在德國，他實現了自己的記者夢，爲多家德國報刊撰稿，最值得一提的是，年僅二十歲的他和托馬斯·曼、亨利希·曼、狄奧多·阿多諾等知名作家一起成爲《法蘭克福日報》的專欄作家；同時，他還向布拉格、布達佩斯和家鄉考紹的報紙投稿。“新聞寫作十分誘人，但我認爲，在任何一家編輯部都派不上用場。我想象的新聞寫作是一個人行走世界，對什麼東西有所感觸，便把它輕鬆、清晰、流暢地寫出來，就像每日新聞，就像生活……這個使命在呼喚我，令我激動。我感到，整個世界一起、同時、經常地‘瞬息萬變’，‘令人興奮’。”
在德國期間，他還去了慕尼黑、多特蒙德、埃森、斯圖加特……“我在那裏並無什麼特殊事情要做，既不去博物館，也不對公共建築感興趣。我坐在街邊的長凳上或咖啡館裏，總是興奮地窺伺，揣着一些複雜念頭，不可動搖地堅信現在馬上將要發生什麼，這些事會對我的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在絕大多數時候，什麼也沒發生，只是我的錢花光了。熬過漫漫長夜，我抵達漢堡或柯尼斯堡。”在德國，與其說留學，不如說流浪，他有生以來第一次作爲一個不屈從於他人意志的個體人在地球上走，看，聽，寫和思考。
魏瑪是歌德的城市，那裏對馬洛伊的影響最深最大。“在魏瑪，我每天早晨都去公園，一直散步到歌德常在炎熱的夏日去那裏打盹兒的花園別墅。我走進屋裏轉上一圈，然後回到城裏的歌德故居，在光線昏暗的臥室裏站一會兒，那裏現在也需要‘更多的光明’；要麼，我就徘徊在某間擺滿礦石、手稿、木刻、雕塑和圖片的展廳裏，仔細端詳詩人的遺物，努力從中領悟到什麼。我就像一位業餘偵探，正隱藏身份地偵破某樁神祕、怪異的奇案。”在魏瑪，他找到了自己精神的氛圍：“住在歌德生活過的城市裏，就像假期住在父親家那樣……在歌德故居，每個人都多多少少能感到賓至如歸，即使再過一百年也一樣。歌德的世界收留旅人，即便不能給他們寬懷的慰藉，也能讓人在某個角落裏棲身。”
在德國期間，自由、動盪、多彩的生活使馬洛伊重又燃起寫詩的熱情，他在給好友米哈伊·厄頓的一封信中表示：“在所有的生活任務之中只有一項真的值得人去完成：當一名詩人。”1921年，他的第二部詩集《人類的聲音》在考紹出版，著名詩人薩布·呂林茨（Szábó Lörincz）親自撰文，讚賞有加。同年，他還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翻譯並在家鄉雜誌上發表了卡夫卡的小說《變形記》和《審判》，成爲卡夫卡的第一位匈語譯者和評論者。馬洛伊承認，卡夫卡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不是在寫作風格上，而是在文學精神上。
1921年，對馬洛伊來說是個重要的年份，他還在柏林與瑪茨奈爾·伊倫娜（暱稱“羅拉”，這位考紹的名門閨秀也是爲了反叛家人而出走柏林）一見鍾情。從那之後，馬洛伊與她相濡以沫六十三年；從那之後，羅拉不僅是他的妻子，還是他的旅伴、難友和最高貴意義上的“精神伴侶”，幾乎他以後寫下的所有文字，羅拉都是第一位讀者。
1922年馬洛伊的散文集《抱怨書》在家鄉出版，其中有一篇《親戚們》，描寫自己的親戚們和青少年時代生活，爲後來創作《一個市民的自白》的第一部提供了框架。
1923年，馬洛伊與羅拉在布達佩斯結婚，隨後兩人移居巴黎。“我們計劃在巴黎逗留三個星期。但是後來住了六年。”馬洛伊在《一個市民的自白》裏詳細講述他戲劇性的巴黎生活，他去索邦大學讀書，去圖書館翻雜誌，做一些勉強餬口的工作，給德國和匈牙利報紙撰寫新聞，並陪羅拉經歷了一場險些喪命的重病……儘管在巴黎的生活十分貧寒，但精神生活十分豐富，作爲記者，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他親耳聆聽過阿波尼·阿爾伯特在日內瓦的著名演講，見到張伯倫向這位曾五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的匈牙利政治家致意……在這期間，他還去過大馬士革、耶路撒冷、黎巴嫩、蒙特勒和倫敦，最重要的是讀了普魯斯特；毫無疑問，《追憶似水年華》對馬洛伊後來寫《一個市民的自白》影響至深，難怪評論家經常將他倆相提並論。
馬洛伊在1924年6月20日寫的一封信裏說：“巴黎吸引我，因此不管我一生中會流浪到哪裏，最後都會回到這裏。”在巴黎期間，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屠殺》（1924）在維也納問世，同時他還完成了一本遊記《跟隨上帝的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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