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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新生女兒沙曼莎才七週大的時候，北山鎮發生了一個案子，這是我經手的最棘手的謀殺案之一山姆·霍桑醫生又開始給客人講故事了。這個案子，該怎麼說呢，其實並不能說是破了。如果你願意的話，再來一杯酒，聽我慢慢道來。
那是一九四四年八月下旬的事，各條戰線捷報頻傳。盟軍已經抵達巴黎郊區，數日內攻城可待。我們鎮上有些男孩甚至已經獲批從部隊離開，我在鎮上見過其中一些面孔。安娜貝爾已經重新回到了“方舟”的繁忙工作中，她每天都把我們的女兒裝在一個藤條編成的籃子裏，帶到上班的地方去照顧。真是無法想象一個在獸醫診所長大的嬰兒會是啥樣，但是隻要有安娜貝爾這樣的母親，我們的孩子一定能夠茁壯成長。同時我們已經開始物色保姆，等孩子開始學走路時，可以照顧她。
某個夜晚，我們剛用完晚餐，安娜貝爾和我提起了斯科特·格羅斯曼這個名字。我們鎮上的大部分年輕男子都去當兵了，作爲一名未婚年輕男子，他是少數例外之一。
這天晚上，他把一隻生了小病的貓兒送到“方舟”，於是安娜貝爾有了如下言論：
“我們得給她找個姑娘。”
“他有什麼問題嗎？爲什麼軍隊沒有徵召他入伍？”
“我猜是體檢沒過吧。你以前可不會問這種問題，山姆。可能性太多了，從耳膜穿孔到同性戀，誰知道呢。”
“如果他是同性戀，還要漂亮姑娘幹嗎？”我說。
“山姆！”
格羅斯曼快四十歲了，他一個人和他的貓住在一起，不過他的一個哥哥和姐姐都各自結了婚，有了自己的家庭。他雖然不是我的病人，但在北山鎮這麼個彈丸之地，走在馬路上基本上都是老面孔。“你幹嗎突然對他的事情這麼起勁？”我問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