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強盜 (第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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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不景氣，招工名額少於往年，難得攬到一份活。這一帶，家庭經濟如今已經到了不外出做工就難以維持的地步。這裏原來都是些土地不到一公頃的小農戶。在一年有三分之一時間蓋滿冰雪的這塊土地上，除了稻穀以外，只能種些耐寒性強的稗子和大豆。政府實行的減反政策①，挫傷了農民種稻谷的積極性。當地的土地陸續被各地的國營或私人大資本企業開發，農民相繼離開家園，昔日“土地就是生命”的傳統觀念喪失殆盡。

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政府對大米生產實行了價格補貼政策。這種政策刺激了稻農的生產積極性，促進了大米生產。但是，由於居民飲食結構的變化，大米需求量相對減少，出現大米“過剩”。因此，日本政府從1969年度起，採取了縮減大米種植面積的措施，鼓勵稻農轉種其他作物或休耕，對這一部分土地給予每十公畝三萬五千日元的獎勵補貼金。這一措施就是“減反政策”。“反”是日本土地面積單位，一反大約合十公畝。

在這塊土地上，農民們清晨頂着繁星出工，夜晚披着月光歸來，從事艱苦的農業勞動。可是，收穫的米卻全部賣給政府，自己不能自由買賣；蔬菜的售價也總是忽起忽落。與其被土地綁住身子，幹那種苦不堪言的農活，倒不如干脆進城打短工，還能賺到一筆現金，

由電視機引起的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風潮，襲遍日本每個偏僻角落的農戶漁家，摧垮了樸素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習慣。人們通過電視，接受現代文化生活的洗禮。雖然身在窮鄉僻壤，心卻與城市生活脈脈相通。對金錢的需求，也從原來的只求維持最低生活的低標準，發展到要與現代化城市生活相媲美的高標準。這樣，外出做工形成一種風氣，在農村裏滋生蔓延。有的地方，本來只是在農閒期間離鄉，現已發展爲成年累月外出；原是廠方根據農活的忙閒來招工，進入不景氣時期，反倒是農民根據廠方的需求而去應募。這樣，找到工作的人尚好，找不到工作的農民，由於思想早已離開土地，不肯再回到田裏無所牽掛地務農。外出做工不僅奪走了農民的土地，也熄滅了他們的勞動熱情。

就這樣，三個人都被招工人宣傳的“優厚待遇”所迷惑。這次招工沒有通過職業介紹所，他們只是妄信了來人“登記事業斡旋指導員”這個職銜。這是什麼職銜？登記什麼？誰都不曉得，稀裏糊塗地報了名。這裏也有一種誘惑力：不通過職業介紹所，收入的現金無須納稅。

臨出發的時候，指導員說合同中“往返旅費報銷”的旅費，在到達工地前，需要應募者暫時自理。無奈，人們只好把家裏僅有的錢湊到一起，買張去東京的火車票。他們對來汽車站送行的妻子千囑咐萬叮嚀：“只要掙了錢，馬上就寄來，你要把家照看好。”已經看不見汽車的影子了，妻子依然佇立在曠野裏的車站處翹首眺望，樣子着實可憐。妻子爲了給丈夫買張去東京的車票，連孩子求學的伙食費都添進去湊了數。“不管幹什麼活，一定得掙錢寄給家裏”，他們暗下決心。

然而，應募者們卻被帶到東京都和崎玉縣交界處的工地。居住環境簡陋，如同預製板搭的臨時營房，室外下雨，屋內打傘；十個人擠在十二張席舖大小的地方，簡直就是“窩棚”。

工作是清理建築工地和挖坑。合同規定日薪五千元，可每週只三天有活幹。一旦沒有活，照樣要交付伙食費和其他最低限度的生活費。工地裏還有“賒帳”的名堂，從伙食費、洗澡費、行李費到買肥皂、毛巾、手紙之類日用品的錢，統統由日薪中扣除，價格比市價高出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更苛刻的是，工頭們巧立“關照費”的名目，從工人的日薪中揩十分之一的油。這樣，錢到了工人的手裏就剩不了幾個了。就是這點錢也攢不住，倘若接連幾天沒活幹，還得靠借支度日。

儘管條件惡劣，他們還是含苦茹辛地幹了兩個月。他們知道，不景氣的悽風愈刮愈烈，即便離開此地，也攬不到活計可幹。合同沒有兌現，苦楚也無處訴說；看工地的氣氛，一旦失言，還不知道要闖出什麼大禍。工棚管理員就是個流氓。

三人節衣縮食，總算從貧困的生活中擠出四、五萬元，先後匯給家裏。幹了兩個月，手頭只剩下四萬塊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