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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安娜慢慢地說： “你真的認爲寫匿名信的人很不快樂嗎？”
“我不知道那個該死的巫婆是怎麼想或怎麼感受的！我根本不關心這個問題，我只爲她的受害者難過。”
現在回想起來，有件事真是奇怪： 我們猜測誰是那支“毒筆”的主人時，竟然忽略了最明顯的一個人。格里菲斯曾經說她可能會興高采烈； 我覺得她可能會感到後悔； 而卡爾斯羅普太太則認爲她正經受着痛苦。
但我們恰恰忽略了最明顯、最無法迴避的一個反應——或者說是我沒有想到——那就是“恐懼”。
隨着辛明頓太太的死亡，那些匿名信已經成了另一種東西。我不知道法律上如何定義——我想辛明頓應該知道——但顯然，造成一個人死亡，寫信人的處境就很危險了。如果寫信人被找出來，人們絕對不可能把這件事當成笑話一笑了之。警方非常積極，一位蘇格蘭場的專家也介入了。現在，匿名信的作者保持匿名變得更加重要。
既然“恐懼”是第一反應，那麼其他事情也會跟着發生。然而我當時也忽略了這一可能，儘管這些事是很明顯的。
2
第二天早晨，喬安娜和我下來喫早餐的時間都晚了。我是說，按照林姆斯托克的標準來說晚了。當時是九點半，如果在倫敦，這個時間喬安娜可能剛睜開一隻眼，我恐怕還在夢裏呢。然而當帕特里奇問“早餐是八點半開始還是九點”時，喬安娜和我都沒好意思建議推遲一小時。
讓我不太高興的是，艾米·格里菲斯正站在門前的臺階上和梅根聊天。
一看到我們，她立刻表現出一貫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