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了，我曾經的思念 (第4/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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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曾當過德國陸軍的預備役中尉，但他一直在暗地裏試圖除掉希特勒。這件事不幸被蓋世太保覺察以後，父親立即遭到逮捕，隨即於一九四四年被法西斯槍決了。我們家的財產也全部充公，直到二戰結束後也沒有歸還。當時除了父親，母親也遭到逮捕，她帶着當年只有四歲的我以及妹妹被關押在一座集中營裏。原以爲我們一家遲早都逃不脫被殺害的命運，但多虧我母親認識一位有地位的人，在他的幫助下，一直到納粹德國投降我們還活着。

因爲失去了一切，所以在戰後的西德，我們的日子過得就像吉卜賽人似的，只能在有房子住的母親朋友家裏輾轉搬來搬去。我們幾乎每年都要搬家，光是我讀過的小學和中學加起來就有十三所，我妹妹轉學的次數也和我差不多。

儘管小時候喫過不少苦，所幸我們的生活還是漸漸好了起來。我大學畢業後當了一名律師，在社會上小有名氣，那時我母親依然健在。到她去世時，我們家還買了座不大的房子。我妹妹長大後當了一名模特，在事業上也還算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二十五歲那年，妹妹脫離了模特這一行，嫁給了一位富有的男士。現在他們一家定居在波蘭的華沙，而且生活過得還算幸福。

這麼說，過得不幸福的也許只有我一個。大概是家族遺傳下來的貴族血統起了作用，我在生活中喜歡追求奢華和排場。我後來愛上了一位和我妹妹一起工作的瑞典籍模特，並和她結了婚，但終歸因爲性格不合，在結婚六年後還是以分手告終。母親活着的時候，我還老老實實地在家鄉待着，她去世以後我就託一位讀書時的同學幫忙，跑到瑞典謀生來了。也許是娶過一個瑞典女子的原因吧，我的瑞典語和英語都說得不錯，幹起律師這行後，幾乎所有的工作都來自這個語言圈子裏的朋友。

雖然我在斯德哥爾摩的正式職業是律師，但我有位出版界的朋友還是經常委託我寫些東西。在他的要求下，我一口氣寫了好幾本書。我寫了我們家族沒落的經過，寫了關於納粹和希特勒的一些舊事，也寫了許多在波蘭生活時的故事。由於當年瑞典所受的戰亂不多，我寫的內容還很受當地人的歡迎。那幾本書當時的銷量很可觀，因此瑞典皇家筆會還吸收我當了會員。由於我德語、英語和瑞典語三種語言的聽說讀寫都沒有問題，我寫的書不用專人翻譯也能同時在這些國家出版。雖說還算不上有多高的知名度，但收入很不錯。也許因爲妹妹和前妻都當過模特，加上我當律師時的經歷，我對模特這個行業比較熟悉，因此我才專門到羅馬去，並在那裏認識了這位松崎玲王奈小姐。

2

一九九六年初，我又被一個全新的題材所吸引，爲此我開始四處收集創作素材。這個課題就是人腦的研究開發。我寫作的目的在於從這項世界最尖端的科研項目中尋找題材，並把這些研究成果改寫成普通人容易理解的文章，再在一本叫做《瑞典百態》的雜誌上以連載的方式發表。

一九九○年，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名爲“人腦十年研究規劃”的決議，批准投入大量資金資助美國科學家從事對人類大腦功能的研究。據說此項研究至今僅美國就耗資十億美元以上。歐盟得知這個動向後也不甘落後，仿效美國開始了名爲“歐盟大腦研究十年規劃”的龐大研究計劃。而到了九十年代後期，世界各國都已經爭相把這項研究列入各自的科研課題。

我之所以對這項研究成果感興趣，是由於我聽說，和美國的研究人員合作最爲密切的是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的一個研究小組。不過因爲瑞典國內並沒有給該小組撥出足夠的研究經費，他們所取得的成果自然無法和美國科學家們同日而語。

據說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小組的研究獨闢蹊徑，不同於以往僅僅採取物理方法對人腦進行的研究分析，而是同時在分子生物學、遺傳基因工程、免疫學這三個學科齊頭並進，相互配合展開研究。因此他們從世界各國邀請了許多這三個領域中的頂尖人才到斯德哥爾摩來。篇幅所限，這個話題無法在這裏一一加以詳述，如果有興趣的話大家可以看看《瑞典百態》這本雜誌中我寫的報道，或者等我近期的有關著作出版後參照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