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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萬噸的甲醇設備,計劃經濟年代是絕對的國家重點工程,需要彙集全國化工界的精英來做。當時的做法,就是把某一個設備項目,如壓縮機丟給某一個具體的廠子,讓他們集中力量進行研發,最終大家再把零件匯合起來,交給總裝廠,就算是攻關完成了。
這樣的做法,好處是減少了浪費,不好的地方是缺乏競爭。任何一個廠子,只要確定得到了某個項目,那這個項目就是它的了。除非整體項目停產,否則要訂購某個特定的設備,就得找它。
在所有工廠都鉚足了勁上陣的時候,這沒有問題。但是,自80年代末以後,情況發生了很多變化。首先是缺乏時間節點的控制,一家工廠爭取項目的時候很積極,得到了項目就倦怠了,更有甚者,什麼賺錢選什麼,選到手了研發不出來,又不肯給別的工廠,整個項目都被拖累的不在少數。
另外,系統性的風險也在逐漸積累。80年代以前的國企工廠無論如何都是不會破產倒閉的。國家的廠子做國家的項目天經地義。到了80年代中後期,國企停工的停工、破產的破產,很多紅紅火火的廠子,轉眼間就變成了要清償債務的破產工廠了。一個項目若是不慎分給這樣的企業,完不成計劃不說,還有可能要不回項目——人家破產清算的時候,說不定就把該項目的訂單,當作應收賬處理了,由此產生的合同糾紛,能煩死任何一個部委。
蘇城選擇的驗收制,就沒有這種顧慮。只看結果不看過程,哪個廠子要是選了完不成的零部件,大華也不會產生損失。
崇尚勤儉節約,從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申山,深惡痛絕的道:“你這樣做,就是產生惡性競爭,兩家工廠同時生產一個零件,一家得到了回報,另一家白白付出,這合適嗎?”
“12萬噸甲醇設備有上10萬的零部件,何苦都奔着一個零件去?再說了,試製小部件的成本很低,成功以後的利潤卻不錯。要是準備做大部件的話,完全可以和我們大華溝通,雖然不能保證無競爭,但也稱不上惡性競爭。”蘇城換了口氣,又道:“國外做這樣的大型設備,大體上是採取結果導向的,像是飛機坦克這樣的重型裝備,都是從兩三個公司的成品中選擇,你換一個思路,沒有立刻得到訂單的技術,並不意味着該技術就浪費了,你說對不對。”
申山不服氣的道:“怎麼說都是對你們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