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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有這麼一個衆所周知的趣聞:一名年輕的作家若想讓他的故事足夠新穎獨特,以便抓住那些麻木不仁的編輯的眼球,會寫下這樣的句子:
“‘該死!’伯爵夫人說。”
說來也怪,我要講的這個故事也以類似的句子開頭,只是發出這句驚歎的不是伯爵夫人罷了。
那是六月初的一天,我在巴黎剛處理完一些事務,乘早班車趕回倫敦——我仍然跟老朋友、比利時退休警探赫爾克里·波洛合租一間公寓。
開往加來的列車空得離奇——我所在的車廂只有我和另外一名乘客。我離開旅館時有些匆忙,正忙着檢查行李是否帶齊的時候,火車就開了。在此之前,我幾乎沒注意到同車廂還有個旅伴。但現在我強烈感覺到了她的存在——她從座位上跳起來把窗子放下,把頭探到外面,不一會兒又縮回車廂內,狠狠地爆了句短促的粗口:“該死!”
我是一個很守舊的人,認爲女人就應該有女人樣兒。我不能容忍那些神經質的女孩,整天吵吵鬧鬧、吞雲吐霧,說着連比林斯門賣魚的婦女聽着都臉紅的話。
我微微皺起眉頭,抬頭看到一張美麗而率性的面龐。她頭戴一頂小紅帽,兩鬢濃密的黑色鬈髮遮住了耳朵。我猜測她不超過十七歲,但她臉上抹着厚厚的脂粉,嘴脣塗得不能再紅了。
對於我投來的目光,她一點兒也不感到難爲情,反而回了我一個表情豐富的鬼臉。
“哎呀,我們可把這位善良的紳士嚇壞了!”她一本正經地對自己臆造的觀衆說,“我爲我所說的、非常不淑女的那些話道歉。不過,天哪,那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嗎?我唯一的妹妹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