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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源良就任董事長後，興祥隆銀行的性質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世人都認爲這是因新董事長的性格所決定的。我還記得，某家報紙刊登了這樣一則評論——“年輕的董事長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傾向，似乎已決意率領興祥隆銀行成爲民族產業的支柱。然而，這位年輕的董事長恐怕很快便會醒悟到自己選擇了一條多麼困難重重的危險之路。”另外一家報紙則這樣寫道——“年輕的獨裁者李源良莽撞地衝上了一條荊棘密佈的道路，很快，他就將變得渾身鮮血淋漓。”自然，被這些評論激起發奮之心的並不是李源良，而是我。李源良當時只是一邊將菸灰彈在報紙上，一邊若無其事地說笑道：“呵呵，這幫傢伙盡散布些陳詞濫調來攻擊我。”
李源良是我的面具，通過這個面具，我成了銀行的獨裁者。其中既有過失敗，也有過成功。當失敗時——比如貸款的工廠破產，人們就會冷笑——“看吧，活該！”但冷笑也好，白眼也罷，李源良一概置若罔聞。因此，人們愈發將他視做境界極高的大人物，卻並未看見真正的統治者在後臺咬牙切齒地流下懊悔的淚水。當成功時，那些人就會紛紛稱讚——“哎呀，不愧是李源良，真是胸懷大度的俊傑之才，比他老爸還要厲害！”李源良則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在董事長室裏打開速寫本，聚精會神地爲桌上的墨水瓶寫生。那些人並不知道，滿臉喜色的木偶師爲了不讓觀衆聽到，正在極力忍住喜悅的呼聲。
我之所以絮絮叨叨地說這些，是想讓你知道，李源良的所作所爲其實全部都屬於我李東昌。
當南洋的席有仁面臨事業危機，被所有銀行拒之門外，最後不得不來向興祥隆銀行尋求援助時，他想必早已不抱任何希望。當時，我和李源良同在避暑地，但並非在遊玩。李源良吱吱嘎嘎地拉着小提琴，我則在一旁研究席有仁的融資申請書（或許應該稱作懇求書），並且仔細審查了關於新加坡瑞和企業的調查資料。興祥隆銀行的地盤僅限於上海一帶，我當時剛好在想，是時候與南洋建立關係了。但爲了在南洋華僑中間擁有立足之地，就向當前生意興隆的企業低頭，這種做法太過愚蠢，也不會有太大的發展。雖然會走彎路，但我們必須抱有慢慢培養的決心不可。我從很早以前就有這種想法，因此便覺得席有仁的申請是一個絕佳的機會。那是一種賭博，而且是極其危險的賭博。
我自言自語道：“搏一把吧……”李源良就在旁邊，但我並未同他商量，凡是工作上的事從來都是我一個人拿主意——“好，搏一把！既然要借，就不能吝嗇，只能維持一時的金額是不行的，必須超過席有仁申請的金額——必須要保證能從根本上令瑞和企業重新站起來，以謀圖更大的發展。”
李源良停止拉小提琴，開口說道：“又要賭了？”他的話中既無嘲諷，也無抗議，“如若失敗，人們會說什麼呢？希望他們能發明些有趣的新詞彙。”——他只關心這些。我將蓋有董事長批准印章的文件交給了銀行，就是這份文件拯救了席有仁。董事長的印章一直由我保管，而且他的所有信件都是我寫的。到了後來，甚至連銀行職員也將我的字當做是李源良的筆跡。
席有仁是一個精力旺盛的怪物。得到融資的認同書後，他便立刻返回新加坡，專心致志地開始着手企業重建。一年後，他便將貸款悉數還清。爲了還錢，他親自來到上海，但李源良和我當時正在歐洲旅行，視察業務。準確地說，李源良是去各個美術館、劇場和音樂會，我則是去視察各地銀行。
席有仁得到融資後，每月都要對其事業狀況作兩次詳細的報告，簡直殷勤得過度，而且每次都會說些感謝的話。可以說，只要是這個世界上有的所有感謝的表現方法，皆已被他收羅殆盡。我一般每收到三次就寫一封回信，內容不過是叫他加油而已。當然，李源良是不會寫的，一直是我以他的名義來寫。旅行中，我也給席有仁寄過幾封信和明信片。當時曾計劃順路去趟新加坡，便就此事聯繫了席有仁。不過，後來新加坡之行因故取消了。
旅行回來，戰爭便爆發了。至於關閉銀行在上海的業務轉而移至重慶，也是我以李源良的名義作出的決定。戰爭中，我與席有仁的聯繫一時中斷。後來我聽他說，在日軍佔領新加坡後，他便放棄事業開始四處逃亡。等戰爭結束，興祥隆銀行又重返上海。同樣，席有仁也回到了新加坡，開始收復以前的企業。雙方都忙着處理自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