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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N 大学，人们称容女士都叫先生，容先生，不知是出于对她父亲的缅怀，还是由于她本人特独的经历。她终生未嫁，不是因为没有爱情，而是因为爱得太深太苦。据说，她年轻时有过一个恋人，是N 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精通无线电技术——一个晚上可以安装一台三波段的收音机。抗战爆发那年，作为C 市抗日救国中心的N 大学，几乎每月都有成群的人弃笔从军，热血腾腾奔赴前线，其中就有容先生心爱的人。他从戎后，头几年与容先生一直有联络，后来音讯日渐稀落，最后一封信是1941年春天从湖南长沙寄出的，说他现在在军队从事机密工作，暂时要同亲朋好友中断联络。信中他一再表示，他依然钟爱着她，希望她耐心等他回来，最后一句话说得既庄严又动情：亲爱的，等着我回来，抗战胜利之日即为我们成婚之时！然后容先生一直耐心地等着，抗战胜利了，全国解放了，都没回来，死讯也没有见到。直到1953年，有人从香港回来，给她带回一个音讯，说是他早去了台湾，而且已经结婚生子，让她自己组织家庭。
这就是容先生十几年身心相爱的下场，可悲的下场，对她的打击之深、后患之重，是不言而喻的。10年前，我去N 大学采访时，她刚从数学系主任位置上退下来。我们谈话是从挂在客厅里的一张全家福照片开始的，照片上有五个人，前排是小黎黎夫妇，是坐着的，后排站在中间的是容先生，二十来岁的样子，留着齐肩短发；左边是她弟弟，戴副眼镜；右边是她小妹，扎着羊角辫，看上去才七八岁。照片摄于1936年夏天，当时容先生弟弟正准备去国外留学，所以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由于战乱关系，她弟弟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国，那时候家里已少一个人，也多一个人。少的是他小妹，被年前的一场恶病夺去了年轻生命，多的就是金珍，他是在小妹去世不久，也就是那个暑假里走进这个家庭的。容先生说——
「容先生访谈实录」
小妹就是那年暑假去世的，才17岁。
在小妹去世前，我和母亲都不知道金珍这个人，父亲把他像秘密一样藏在水西门小学的程校长那里。因为程校长跟我们家里少有往来，所以父亲虽然想对我们保密这人，但并没有叮嘱他不能对我们说。然后有一天，程校长来我家，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小妹去世的消息，是来表示慰问的。刚好那天父亲和我都没在家，是母亲一个人接待他的，两人谈着谈着就把父亲的秘密泄漏了。回头母亲问父亲是怎么回事，父亲于是将孩子的不幸、聪颖的天资、洋先生的请求等，前前后后的都说了个大致。也许母亲当时心里的悲伤本来就是一触即发的，听了孩子不幸的遭遇后，恻隐得泪流满面的。她跟父亲说：因芝（小妹）走了，家里有个孩子对我是个安慰，就把他接回家里来住吧。
就这样，珍弟进了我家——珍弟就是金珍。
在家里，我和母亲都喊金珍叫珍弟，只有父亲喊他叫金珍。珍弟喊我母亲叫师娘，喊父亲叫校长，喊我喊的是师姐，反正都喊得不伦不类的。其实按辈分讲，他是我的晚辈，该喊我叫表姑什么的。
说实话，刚来的时候，我对珍弟并不喜欢，因为他对谁都从来没笑脸的，也不说话，走路蹑手蹑脚，跟个幽灵似的。而且还有很多坏习惯，吃饭的时候经常打嗝，还不讲究卫生，晚上不洗脚，鞋子脱在楼梯口，整个饭厅和楼道里都有股酸臭味。那时我们住的是爷爷留下的房子，是栋西式小洋楼，但楼下我们只有一个厨房和饭厅，其余都是人家在住。所以，我们人都住在楼上，每次我下楼来吃饭，看到他臭烘烘的鞋子，又想到他在饭桌上要打嗝，胃口就要减掉一大半。当然鞋子问题很快解决了，是母亲跟他说的，说了他就注意了，天天洗脚和洗袜子的，袜子洗得比谁都干净。他生活能力是很强的，烧饭，洗衣，用煤球生火，甚至针线活都会，比我都还能干。这当然跟他经历有关，是从小锻炼出来的。但是打嗝的毛病，有时还打屁，这问题老改不掉。事实上也是不可能改掉的，因为他有严重的肠胃病，所以他人总是那么瘦弱。父亲说他的肠胃病是从小跟洋先生喝梨花水喝出来的，那东西老年人喝可能是药，能治病，小孩子怎么能喝？说真的，为了治肠胃病，我看他吃的药比粮食还要多，他每顿顶多吃一小碗米饭，胃口没一只猫大，而且没吃两口就开始嗝上了。
有一次，珍弟上厕所忘记锁门，我不知道又进去，可把我吓一大跳。这件事成了我向他发难的导火线，我跟父亲和母亲强烈要求让他回学校去住。我说就算他是我们亲人，但也不一定非要住在家里，学校里寄宿生多的是。父亲先是没吭声，等母亲说。母亲说，刚来就叫走，不合适的，要走也等开学再说。父亲这才表态，说好吧，等开学还是让他回学校住。母亲说，星期天还是叫他回来，应该让他想到，这里是他的家。父亲说好的。
事情就这么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