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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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将婴儿交给了一名浑身血迹的蒙古军士，自己又重新奔入火屋中赴死。

彼时蒙古铁骑席卷亚欧大陆，纵横天下无敌手，号称“黄祸”，又被欧洲人称为上帝的“罚罪之鞭”，每每攻下城池，多采取屠城之策，虽老幼妇孺不能避免。这些蒙古兵士个个凶悍残忍，杀人不眨眼，然而当他们的目光落在那名哇哇大哭的婴儿身上时，心中不由自主地起了一阵悸动——他们也许可怜这嗷嗷待哺的婴孩的无辜，也许感怀郭斌宁死不屈的坚定意志，但更震撼的还是那名侍女敢于亲手将孩子托付给敌人的勇气。蒙古军先锋元帅按竺迩听说事情经过后，亦生恻隐之心，下令好好抚养郭斌的遗孤。

早在会州失守前，金巩昌府便宜总帅汪世显曾派人联络郭斌，约定互相结盟、割据自守。被郭斌拒绝后，汪世显便干脆投降了蒙古。

汪世显先祖是吐蕃大族包氏部将。其本人以军功起家，由千夫长逐渐累官至一方统帅。由于其镇守西北多年，号称“秦巩之豪”，势力强大，具备左右西北局势的实力。他并不像郭斌那样对金国忠心耿耿，甚至早在金国灭亡之前便有心投宋，一直派使者暗中到四川，通过四川地方官员与南宋朝廷联络。当时四川实权人物为制置使赵彦呐及总领四川财赋安癸仲，二人亦努力为汪氏上书。

对于南宋而言，这本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若得汪世显倾心归附，不但斩断了金国右臂，且将极大地巩固大宋西北边防。但因为有李全的前车之鉴，朝中重臣如宰相郑清之等人群起反对，宋理宗经过反复思虑后，最终拒绝了汪氏的内附请求。

尽管结果不遂人愿，汪世显还是与南宋四川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在金国灭亡后，依然积极与南宋通好，然内附一事终究难成。当蒙古大军兵临巩昌城下时，汪氏必须要作出抉择，思虑后叹道：“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奚罪？与其自经于沟渎，故殉一时之节，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于是举城向蒙古皇子阔端投降。

与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刚刚兴起的蒙古极为看重汪世显的归附，任命他仍然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并赐予大量珍宝。

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在陇右极具影响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久即显露出来——

当时蒙古已经灭掉西夏和金国，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于东南的南宋王朝。南宋生于忧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铁马的追杀中立国，从宋高宗开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调，“苟安”成为国策。虽偶有对金开战之举，但均只是皇帝或权臣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需要，当政者从来没真正有过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历次北伐无一例外均以惨败告终。自宋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益腐败，统治者只知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到蒙古崛起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朝政一片昏暗。又试图趁金国疲于应付蒙古铁骑之时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靖康之耻”，甚至不惜与蒙古结盟，虽然成功灭金，却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剧。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蔡州城，金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