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在风寒 (第6/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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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祐元年（1241年），余玠奉诏入觐，慷慨道：“事无大小，须是务实。”向宋理宗面陈“固本强边”二策：一是革除虚妄空谈之习，动员国人强边防敌；二是文武之士平等相待，一致抗蒙。

第一次入宫面圣，余玠便给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尤其他极力主张朝廷应该一改“重文轻武”的国策，重视武将，道：“如今称行武之人为粗人，斥责为‘哙伍’。希望陛下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不要有所偏重。

有偏重则必会导致偏激。文武交相偏激，非国家福分。”由于外患严重，南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此议极符合时局需要，宋理宗称赞他所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

也就是在这一年，蒙古军再度攻蜀，长驱入川，包围了南宋四川制置司所在地成都。四川制置使陈隆之坚壁不出。数日后，成都守将田世显开门投降，蒙古军突入城内，俘获陈隆之，押赴汉州，令其诏谕南宋汉州守将王夔出降。陈隆之手书“城破被执”四字，并呼谕王夔坚守，结果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全家几百口都被蒙古军杀死。王夔率军驱赶火牛突围而走，汉州不攻自破，百姓惨遭蒙古军屠戮。其他各路蒙军四出抄掠，先后攻破西川地区嘉定、泸州、叙州等二十余城，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史称“西州之祸”。直至十一月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古军方才退去。

面对如此局面，南宋朝廷急需一位能担当大任者主持四川局面，宋理宗最终破格提拔了余玠，令其入蜀主持抗蒙大业，晓谕其“任责全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施行”。

自蒙古军攻入四川后，蜀地几成白地，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四川形势已到了“命脉垂绝，形神俱离，仅存一缕之气息”的地步。

余玠到任后，将制置司安置在重庆府，定为四川新军政中心，先手书一联置于制司官署外。其联曰：“一柱擎天头势重，十年踏地脚跟牢。”表达了他励精图治的决心。大计既定，便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实行“屯兵积粮，备学养士，轻役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大刀阔斧地整顿吏治，注销擅自逃出蜀地的官吏虚位，选用能人补之；对固边欲进有功的将士予以奖励，对违令和畏缩者给予惩处。

最难得的是，余玠一月方到达四川，置司重庆，三月便出奇计杀死了蒙古总帅汪世显，为南宋除去一心腹大患。短短两月，便取得如此重大成果，着实令人刮目相看。余玠一夜之间名扬四海，成为众望所归的英雄人物，不仅蜀中军民，南宋朝野上下均对其寄予厚望。

为了招揽人才，在民间广泛征求防守四川的建策，余玠在府治东侧设招贤馆，并亲拟《招贤榜》，文曰：“集众思，广忠益，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谋以告我者，近则径诣公府，远则自言于郡，所在以礼遣之。高爵重赏，朝廷不吝以报功。豪杰之士趋期立事，今其时矣。”另书联云：“老子亦常来伺候，诸公聊复忍斯须。”榜出后，四方才人前往献策者甚众。余玠不厌礼接，言有可用，随才而任；苟不可用，亦厚礼致谢。

其中，对余玠帮助最大的是播州冉琎、冉璞兄弟。二冉慕名而来，居招贤馆数月一言不发，见余玠果真礼贤下士、任人唯贤，这才献上“择险、任人、积粟、驻兵、徙城”之策，并提出“守蜀之计在于守合州，守合州之计在于守钓鱼城”，建议在合州据钓鱼山之天险筑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