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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林打量了他好一会儿,才对塞林托点点头,说:“向我简单通报一下进展情况。半个小时后还有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一场你们看了吗?听到那些记者问什么问题吗?关于被害人被烫死,我们认为她的家人会有什么感觉?”
班克斯摇摇头。“天哪。”
“我真想掐死那个杂种。”鲍林说。
莱姆回想起来,三年半前,在那起杀警案调查期间,鲍林曾打碎过一位新闻记者的摄像机,当时那个记者质疑说,鲍林之所以在调查过程中采取过激手段,是因为嫌疑犯丹尼·谢菲尔德曾经是警察队伍中的一员。
鲍林和塞林托退到莱姆房间的一个角落,塞林托向他汇报了目前的情况。莱姆发现,当鲍林这次走下楼梯时,脚步比以前沉重了许多。
“有了,”库柏宣布说,“找到一根头发,在她的衣兜里面。”
“整根的头发吗?”莱姆问。他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也不意外地听到库柏叹口气道:“很遗憾,没有毛囊。”
不连着毛囊,头发只能算作普通证物,不能成为个性化证物,因为无法通过DNA测试将它和某个特定的怀疑对象联接起来。尽管如此,它还是有很高的鉴定价值。几年前,著名的加拿大骑警队经研究后得出一项结论,如果在犯罪现场发现的头发与嫌疑人的头发相吻合,则嫌疑人可能在现场出现的几率为4500:1。但问题在于,单凭一根头发很难推断出嫌疑人的身份。判断性别几乎是不可能的,人种也不大有把握;除非是婴儿头发,否则无法估算出年龄;至于头发的颜色更是靠不住,因为现代人染发美容的现象太普遍了;甚至因为每个人每天都要掉好几十根头发,你连嫌疑犯是不是秃顶都说不出来。
“把它和受害人的头发比对,比较鳞片数量和骨髓色素。”莱姆指示说。
过了一会儿,库柏从显微镜上抬起头说:“这不是她的,不是那个叫科尔法克斯的女人的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