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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敢出巨资跟我打赌，受先母血统的影响，我会从骨子里相信征兆、占卜、迷信、巫师之类，但我不信。事实上，我走近汉娜的整个过程中都出现了许多明显的征兆，我要是留心的话本可以察觉到的，但我没有。
就在那个倒霉的周五之前的周一傍晚，我记得，出现了第一个征兆。当时我在巴特西公园路一家名为“贝拉·维斯特餐厅”的小饭店里，独自一人吃着经过回收处理的环保食品意大利塞肉通心粉，喝着意大利盖恩卡娄公司生产的高浓度基安蒂红葡萄酒，但没什么胃口。为了提高自我修养，我身上正带着一本平装本的安东尼亚·弗雷泽的著作《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英国历史是我知识库里的一大弱点，在安德森先生的亲切指导下我正努力弥补。他在英伦三岛历史方面是一名有影响的学者。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两桌人在吃饭。人多的一桌在侧厅里，他们是外地人，叽叽喳喳的。人少的一桌专为等爱的人而设，今晚却坐着一个穿戴得整整齐齐的绅士，大概是一名退了休的专业人员，身材矮小，而且我注意到他的鞋子擦得锃亮。自从进入圣心避难所学校以来，我就很尊重鞋子总是擦得亮亮的那类人。
我从未想过自己居然会吃这样的通心粉。那天是我与佩内洛普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我很早就回到家中准备她最喜欢吃的饭菜：一道酒焖仔鸡，一瓶最上等的法国勃艮第红葡萄酒，以及一份在本地熟食店买的、已经切好的法国布里白乳酪。她打电话给我，说一名足球名星的私人生活出现危机，她正在采访，不到半夜回不来。当时我已经用酒焖好了鸡排，对记者们变幻莫测的行为也已经习以为常，但我知道她所谓的“采访现场”就是与相好媾和交欢的地方。我当时的反应后来想起来连自己都吃惊。
我没有尖叫。我不是遇事会尖叫的那种人。我是一个冷静、已被同化的浅粽色皮肤的英国人。我要比同化我的英国人还要内敛得多。我轻轻地放下话筒，想也不想就把鸡排、乳酪跟去了皮的土豆扔进垃圾处理器，手指按到“冲洗”按钮上，一直按着，我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按了多久，但即使那只鸡还会反抗都没必要那么久。我清醒过来时，意识到自己正轻快地沿着威尔士王子大道往西走去，夹克口袋里就塞着那本《克伦威尔，我们的领袖》。
贝拉·维斯特餐厅的那张大椭圆餐桌上坐着三对夫妇。男的长得都很健壮，穿着运动夹克，妻子们也一样壮，显然，他们过惯了好日子。有意无意间，我很快就了解到，他们来自小镇里克曼沃斯，他们称之为“里基”。他们来巴特西公园参加一场名为“天皇”的日场演唱会。他们中说话最大声的是一个女的，她觉得这场演出不怎么样。她说她从不喜欢日本人，在她看来，日本人并不会因为唱歌而变好。她一个人狂侃，想到什么话题就说上一番。有时候，她得停下来想一下要说什么，就“呃”几声再接着说。但她其实不必担心，因为其他人没那个胆子打断她。她气不喘，调不变，一口气从“天皇”演唱会说到她最近做的手术上。给她做手术的那个妇科医生把手术搞砸了，但没关系，对方是她的密友，她已经决定不起诉他了。她又马不停蹄地从手术说到她的女婿，一个艺术家，那人让她很不满意，是她所认识的人中最懒的一个。她还发表了其他看法，意见都很强烈，她的那些观点对于我并不陌生。她说这些时就像是扯着喉咙在喊一样。那位鞋子擦得锃亮的小个子绅士本来在看《每日电讯报》，猛地把摊开的报纸合了起来，纵向对折，用它拍起桌子，啪，砰，啪，然后又多拍一下想看看别人有无反应。
“我有话要说。”他对着空气挑衅似地宣布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这是在阐述其个人原则，向他自己而不是别人。
说完，他走向那三个健壮男人中个子最大的一个。贝拉·维斯特餐厅是一家意大利式餐厅，地板是水磨石的，没有窗帘，抹灰顶棚又矮又亮。那桌人即使没听见他的声明，至少也应当听见他走路时那双锃亮的鞋子踩在地板上发出的“砰砰”声，但那个唱主角的妇女正向大家大讲她对现代雕塑的看法，在她眼里，它们毫无价值。那个小个子绅士连喊了好几声“先生！”才让那桌人注意到他。
“先生！”他又叫了一声，礼貌而又严厉地对那位“桌长”说道，“我来这里是要用餐读报的，”——他像举起狗咬胶之类的法庭证据似的举起报纸——“但事与愿违，我居然饱受洪浪般的对话噪音侵扰，这么吵闹、琐碎、刺耳，结果我——嗯——”——他用“嗯”对那桌人开始注意他讲话表示感谢——“而且这其中还有一个声音，先生，比其他声音都要吵。我不想指责你们，我是绅士。但是，先生，我请求你们好自为之。”
这样讲完之后，小个子绅士并未就此离开“战场”。相反，他站在那桌人面前，就像一位面对着不停开火的敌人仍旧坚守阵地的自由斗士，抬头挺胸，两脚合拢，鞋子锃亮，报纸整齐地放置一旁。三个壮汉盯着他，一脸狐疑，那个被惹恼的妇女则盯着她丈夫。
“亲爱的，”她咕哝道，“做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