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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过两次路，每次都被指往不同的方向。第一次，一群天使热心地指点他穿过广场中间，结果却让他成为从四面八方的窗户、门廊以齐头高度发射的多头火箭礼炮的活动标靶。虽然他笑呵呵，咧开嘴，找掩护，用尽所有方法表现自己乐在这玩笑之中，但是他能保住一对眼睛、耳朵、卵蛋，全身没半点灼伤地安全抵达对岸，实在是一大奇迹。因为火箭可不是玩笑，连看笑话的人也不会说是。这些火箭全是喷发火焰的高速弹，由一个膝盖坑巴、满脸雀斑的红发女战士指挥，在近距离发射。她自命为武装部队女射手，昂首阔步，惺惺作态，一串毒气弹拖在背后像她的尾巴。她在抽烟——每个人都在猜她抽的是什么——在吞云吐雾之间，对散布在广场周围的部队下达命令：“打掉他的小鸡鸡，要那个英国佬跪倒在地——”然后再吐一口烟，又来一个命令。但是潘戴尔是好人，这些人也全是天使。
第二次问路的时候，他被指点到广场一侧的那排房子。房子的游廊上坐满衣着过度华丽的白尾族，由停在一边闪闪发亮的宝马汽车搭载，降尊纡贵到此视察。潘戴尔经过一个又一个喧闹的游廊，不停地想：我认识你，你是某某人的儿子，或女儿，我的天哪，时间过得真快啊。尽管他心里这样想，但他们的出现并没让他分神，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看见他，因为迈基枪杀自己的那幢房子就在他左边，仅隔数门。他有极好的理由，全神贯注去想那位在牢房上吊自杀的性冲动狱友“蜘蛛”，当时潘戴尔就睡在离他只有三英尺远的牢房里。
“蜘蛛”应该是潘戴尔惟一不得不近距离面对的尸体。说来全是“蜘蛛”的错，害失魂落魄的潘戴尔发现自己正走进非正式的警方戒备线中。这里有辆警车、一串旁观者，还有大约二十个警察。他们当然无法全塞进一辆车里，但是巴拿马的警察向来如此，只要一闻到空气中有利益或刺激的气味，就会像海鸥环绕渔船般全聚集过来。
引发众人兴趣的是个惶然恍惚的老农夫。他坐在路边石头上，草帽夹在膝盖间，脸埋在手里，发出猩猩似的哀号怒吼。围在他旁边的是十来个出主意的谋士、旁观者与顾问，还包括好几个需要彼此扶持才能站稳的醉鬼。另外还有一个显然是他老婆的老女人，每回老头儿让她有插嘴的机会，她就大声表示赞同。警察很不情愿地从显然非我族类的群众间清出一条通道，潘戴尔别无选择，只能让自己成为旁观者，虽然他并不积极参与争辩。老头儿被烧伤得很严重。每次他为了做手势或反驳，手一离开脸，很清楚就可以看见他的烧伤。左颊有一大片皮肤不见了，伤口向下延伸到无领衬衫敞开的颈部。因为烧伤了，警方提议送他到本地的医院打针。每个人都同意，这是治疗烧伤最妥当的方法。
可是老头不想打针，也不想治疗。他宁可痛也不要打针。他宁可让血液中毒，得任何邪恶的后遗症，也不愿意跟警察一起上医院。理由是，他是个老酒鬼，这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后一个狂欢节。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打了针，你在这个狂欢节就不能再喝酒了。因此他意志清楚地作了决定，有造物主与他老婆为证，告诉警察说，把针留给他们自己的屁股吧，他宁可喝到不醒人事，反正喝醉了也就不痛了嘛。所以呢，如果他们能行行好，滚远点，包括警方，他会很感激。而且他们如果真的想帮忙，最好就是给他来一杯，也给他老婆喝一杯。要是能来瓶甘蔗酒就再好不过了。
潘戴尔仔细听，觉得每一句都别有深意，虽然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也不完全清楚。慢慢地，警察撤去，人群也散去。老太婆坐在老头身边，手臂环住他的脖子。潘戴尔走上台阶，这是整条街上惟一没亮灯的一幢房子。他对自己说：我已经死了，我和你一样死了，迈基，所以别以为你的死可以吓倒我。
他敲敲门，没人应，但是却引来街上的人纷纷回头。在狂欢节里，谁会去敲别人家的门啊？所以他不再敲了，把脸藏在门廊的阴影里。门虽然关着，却没锁。他转了把手，走进去。第一个念头是，他回到了孤儿院，圣诞节将近，他又要在耶稣诞生剧里扮演东方博士，手拿灯笼与手杖，头戴别人捐给穷人的棕色旧呢帽——只是在他走进的这幢房子里，演员站错了位置，而且有人掳走了圣婴。
铺瓷砖、空无一物的房间是马厩。广场上的烟火是预示圣子降生的闪光。一个裹披肩的女人望着马槽，双手托住下巴祷告，那是安娜，她显然觉得在死者面前应该掩住头。但是马槽非马槽。那是迈基，倒卧在地。如她先前所言，迈基的脸平贴在厨房地板上，屁股翘起，一张巴拿马地图占满他半边的头，那个应该有只耳朵与一个脸颊的半个头颅。而他用以了结的手枪就躺在他身边，控诉地指向入侵者，多此一举地告诉全世界他们早已知道的事：哈瑞·潘戴尔，裁缝，梦想供应商，虚构人物与遁逃之处的创造者，杀害了他自己的创作。
潘戴尔慢慢习惯广场上烟火、闪光、街灯交织成的闪烁光线之后，开始看出迈基轰掉脑袋时造成的一片混乱：遗迹散在瓷砖地板上、墙上，甚至在一些夸张的地方，例如潦草彩绘着强盗与姘妇饮酒作乐的抽屉柜。就是这些景象点醒他对安娜说出第一句话，话里的实际考虑多于抚慰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