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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汀顿车站附近的维多利亚式宅院，外表都粉刷得像豪华邮轮般雪亮，而内部却都像坟墓般阴暗。在这个星期六的早晨，西河苑也像其他宅院一样闪闪发亮，但通向瓦拉狄米尔住处的公共信道，一端被整堆烂床垫挡住，另一端则是一根破碎的船杆，像个边境的邮筒。
“谢谢你，载我到这里。”史迈利很有礼貌地说，付了出租车费，在床垫前下车。
他直接从汉普斯特德过来，膝盖都伸不直了。那个希腊司机整路都在谈塞浦路斯，出于礼貌，他必须在跳动的座位上屈身向前，才能在嘈杂的发动机声中，听见司机所说的话。瓦拉狄米尔，我们应该对你更好一些，他想，也注意到从阳台流下的污水，把人行道弄得脏污不堪。圆场对顶尖的人应该表现出更高的敬意。
这是有关睡魔的事，他想。告诉他，我有两项证据，而且我会带来。
他缓缓地走着，知道早晨是一天之中较宜外出，却不适合进入建筑之中的时间。巴士站排了一小队人。一个送牛奶的人正沿路送货，还有一个报童也是。一群栖陆的海鸥，在满溢出来的垃圾箱上优雅地觅食。如果海鸥都飞到了城市里来，他想，那么鸽子会飞到海上吗？穿过公共信道时，他看见一个摩托车骑士，骑着一辆附有挎斗的黑色公务车，在距路边石约一百码处停下他的坐骑。那人的一些神态让他想起送钥匙到安全公寓的信差——相同的专注稳定，即使隔了这么远的距离，充满敬意的亲切态度，几乎就是军人的那种模样。
树叶落尽的洋栗树为柱状的门廊投下阴影，一只伤痕犹在的猫留神盯着他。门铃是三十年代的代表作，但史迈利没按，他只一推，那扇双扉门就毫不设防地开了。映入眼帘的是同样萧条的回廊，漆上鲜亮的颜色，以掩盖墙上的涂鸦；同样铺着油毡布的楼梯，像医院推车般嘎嘎作响。他记得这一切。什么也没改变，一切都不会改变。没有灯光开关，随着他越爬越高，楼梯愈加昏暗。为何谋杀瓦拉狄米尔的人没偷走钥匙？他很纳闷，每走一步，就觉得钥匙好像轻刺了他的臀部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钥匙。也许他们已有了整套的钥匙。他走上一个楼梯平台，身体挤过一辆豪华的婴儿车。他听见狗的嚎叫，德文的早间新闻，共享厕所的冲水声。他听见一个孩子对着母亲尖叫，然后是一个巴掌声与父亲对孩子的吼叫声。告诉麦斯，是有关睡魔的事。这儿有着咖喱、便宜油炸食物和消毒水的气味。这气味表示有太多口袋不丰的人挤在一起呼吸着太过稀薄的空气。他也记得这个。什么也没改变。
如果我们对他好一些，这一切就不会发生，史迈利想。被忽视的人太容易被杀了，与欧斯特拉柯娃的想法不谋而合。他还记得他们带他到这里来的那一天，主教史迈利，邮差托比·伊斯特哈斯。他们开车到希思罗（伦敦的国际机场）去接他：托比这个协调人，满身江湖色彩，他就是这样说自己的。尽管托比车开得像风一样快，但他们还是几乎迟到。飞机已抵达。他们赶到闸门，他已在那儿：满头银发，威仪堂堂，一动也不动地矗立在入境区的临时信道上，无视其他凡夫俗子从身边呼啸而过。他记得他们郑重其事地拥抱——“麦斯，我的老朋友，真的是你吗？”“是我，瓦拉狄米尔，他们又把我们凑在一起了。”他记得托比带着他们穿过移民局宽阔的后信道，因为愤怒的法国警方在丢出这位老兄之前，没收了他的证件。他还记得他们在史考特店里吃饭的情景，他们三个一起，这位老兄意气风发，不仅喝了很多酒，也高谈阔论他们都知道他不会有的未来。“这次又是莫斯科，麦斯。或许我们对睡魔也还有机会呢。”第二天，他们去找公寓。“只是让你看看一些可能性，将军。”托比·伊斯特哈斯解释说。那时正值圣诞节，年度的再安置预算已用罄。史迈利向圆场的财务处求援。他游说拉康和财务处，希望追加预算，但徒劳无功。“一剂现实的药，可以让他脚踏实地。”拉康宣称，“运用你对他的影响力，乔治。这是你的任务。”第一剂现实之药，是位于肯辛顿的一个妓女窝。第二个是靠近滑铁卢车站26，俯瞰铁道分辙场的房子。西河苑是他们看的第三幢房子。当托比领头带他们吱吱嘎嘎走上相同的楼梯时，老头子突然停住脚步，把他白发斑驳的大头往后一靠，夸张地皱起鼻子：
噢，如果我饿了，只消往走廊一站，吸一口气，肚子就不饿了！他用口音浓厚的法文说。这样一来，我一整个星期都不必吃东西了！
在当时，即使是瓦拉狄米尔都猜想他们会永远抛弃他。
史迈利回到现在。他继续往上爬，注意到下一层有乐音流泻出来。一扇门里以最大的音量播放着摇滚乐，另一扇门后则传来西贝流士（Sibelius）的音乐，还有培根的香味。从窗户外望，他看见两个人在洋栗树下闲荡。他进门时，那两个人已不在那里。团队是会这样做的，他想。只要有外人进入，团队就会部署哨站。另一个问题是，这是谁的团队？莫斯科的？督察长的？索尔·恩德比的？在路较远的那一头，那个高个子摩托车骑士抱了一叠画报，坐在车上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