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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他躺在监狱的床铺上，听着犯人们发出的声音。有个年纪很轻的犯人在抽泣；一个老犯人敲着饭盒，唱歌打发时间。每唱一句，一个看守就叫喊，“闭嘴，乔治，你这个讨厌的浑蛋。”可是，没有人理他。还有个爱尔兰人在唱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可大家都说他是犯强奸罪进来的。
利玛斯坐牢期间，白天尽可能多地锻炼身体，希望晚上能睡得好点，不过作用不大。到了晚上，你才切身感到身陷牢狱之痛，空虚的黑夜里，身处可怕的囚室，你很难再自我欺骗。周围是挥之不散的监狱气味—囚服的味道和监狱厕所发出的刺鼻气味。犯人们的吵闹声也一直不断。夜晚是犯人最感屈辱难过的时候，对利玛斯来说，是他最想在阳光下的伦敦公园里散步的时候。那时候他对关着他的丑陋铁栏非常仇视，恨不能用手把铁栏拉开，砸碎看守的头，走向自由，走向伦敦的自由空间。有时他会想起丽兹，他只让丽兹在脑海里一闪而过，用很少时间回味抚摸她颀长身体的感觉，然后就把她从记忆中抹去。利玛斯不是那种习惯于生活在梦境中的人。
他藐视他的狱友，而狱友们则痛恨他。他们恨他的原因是：他能对人一直保持着神秘的感觉，这是坐牢的人非常向往而很难做到的。他把自己个性的一部分隐藏得很好，谈论情人、家庭和孩子那些话题时，他也不会感情外露。狱友们不了解利玛斯，他们想慢慢地探究他，可就是不成功。一般来说，新犯人分为两类：有人在耻辱、恐惧和震惊中，逐渐了解监狱的生活方式。有人关进来后，就编些拙劣的故事，让自己尽快地和同狱犯们熟悉起来。利玛斯和他们都不一样，他不讨好别的犯人，也不招惹他们。而犯人们都恨他，觉得像被社会抛弃一样，他也不需要他们。过了大约十天，犯人们就受够了他，觉得要给他做做规矩才行。于是他们在吃饭排队的时候开始“夹击”他。所谓的“夹击”是监狱犯人惯用的手法，据说起源于18世纪把人推来推去的行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事件弄得很像是场意外事故，在这过程中把受害人的餐盘打翻，把饭菜扣到囚服上。那天利玛斯被人从边上推了一把，另一边的人抬手把他的餐盘打翻到他身上，就那么简单。利玛斯什么也没说，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边上的两个人。随后看守对他的臭骂，他也默默地忍受了下来，尽管那名看守明知道是别人在作弄他。
四天以后，他们在监狱的花园里用锄头干活。他双手握锄，锄把横在胸前，把端离右手有六英寸远。忽然，他好像要摔倒似的。就在他跨出一步保持身体平衡时，他右边的犯人突然双手捧腹惨叫一声。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犯人敢“夹击”他了。
让犯人们觉得最奇怪的是他离开时的那个棕色纸袋。说起来有点荒唐，对犯人来说，棕色纸袋就像婚礼上要用戒指来见证一样，它是犯人回归社会的象征。出狱时，看守把棕色纸袋交给利玛斯，让他签收，纸袋里装着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全部，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利玛斯觉得那一刻是他三个月牢狱生活中最感到受辱的，他打定主意：一出狱门就把那个纸袋扔掉。
他在狱中算是个安分的人，没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监狱长对他的案子有一点点兴趣，私下里把利玛斯的犯罪行为归结于爱尔兰人的急脾气，发誓说他能肯定利玛斯有爱尔兰血统。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出狱以后干什么？”利玛斯带着一丝诡异的微笑对监狱长说，他要开始新的生活。监狱长说，那样就太好了。
“你家里人怎么样了？”他问，“你还能和老婆复婚吗？”
“试试吧。”利玛斯心不在焉地答道，“不过她已经再婚了。”
保释官要利玛斯去一家精神病院当男护士，利玛斯同意去申请一下。他甚至把精神病院的地址和乘车时间都记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