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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有着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我记得自己当时正在拼命寻找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后来当我终于找到目标的时候，发现它就是那个消失了的间谍，名叫汉森。
虽然那时候我在向东方而去的旅程中追寻的其实是其他的目标、其他的人，但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目标和人仿佛都在一路指引着我最终找到他。我只能这么来表达。躲在柬埔寨丛林中的汉森就像是位于我的黑暗之心里的库尔茨124。一路上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都像是在为我们的会面做准备。汉森是我等待着要听到的声音。汉森手里有问题的答案，虽说我并不知道自己会问出哪些问题。外表上看，我是个一本正经、性情温和、行事得体、抽着烟斗的家伙。但在内心深处，我却对自己的百无一用感到不可理喻；我觉得虽然自己在拼命努力，却无法把握自己的生活；在奋力为别人争取自由的时候，我自己却没有得到丝毫自由。在心情最为低落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很荒唐的人。我这个主人公和巴肯125本人没有一点儿相似，却像极了他笔下的堂吉诃德。
我开始把自己生命中具有讽刺意味的经历写下来，这样我回过头来再看前面和你说过的几段故事，就可以给它们加上传奇小说式的标题，以突显这些事件是多么的徒劳无益：“熊猫”——我保卫了我们国家在中东地区的权益！本——我掘地三尺找到了一名英国叛逃者！贝拉——我做出了终极的牺牲！特奥多尔——我参与了一场可怕的骗局！耶日——我一直奉陪到底！不过在耶日的事情上，我得承认，那件事的确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尽管其持续时间和大多数情报工作一样短暂，而且和现在已充斥着耶日上校所在国家的人性力量没有丝毫关系。
和堂吉诃德一样，我这辈子从一开始就发誓要遏止邪恶的潮流。可是在我情绪最为低落的时候，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也成了助长邪恶的力量之一。但我仍然希望这个世界能给我提供一个做出点贡献的机会——我责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利用我。
要理解这一点，你得先知道在慕尼黑之后，我身上都发生了些什么事。不管耶日上校对我做过些什么，他给我带来了某种威望，因此五楼决定专门为我设立一个工作岗位，负责到各地解决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派驻到外地执行短期任务，“旨在评估工作，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充分发掘当地情报站职权范围以外的机会”——这就是我的任务摘要，签过字之后又交还给发布者了。
事后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份工作需要经常旅行——这个星期去中美洲，下个星期去北爱尔兰，然后跑非洲、中东，再去非洲——平息了我心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躁动不安，对我的这种状态人事组的头儿极有可能早已心知肚明。最近我和一个名叫莫妮卡的姑娘搞起了一段毫无意义的婚外情，她在情报部的工业部门联络处工作。当时我觉得自己需要来点风流韵事；我在餐厅里见到了莫妮卡，就把她给选中了。就是这么平淡无奇。有天晚上下起了雨，我准备开车回家的时候，看到她站在23路公共汽车站等车。平淡无奇的事有了内容。我送她回公寓，和她上了床，带她去吃饭，我们俩都想弄清楚自己在干什么，最后得出了一个省事的结论：我们坠入了爱河。有几个月我们过得挺开心，直到后来发生的悲剧一下子让我清醒过来。幸运的是我刚好回到伦敦，正要听取下一次任务的情况介绍，接着就听说我的母亲快不行了。也许是上帝在搞恶作剧吧，接到电话时我正和莫妮卡在床上。不过最起码我总算能在葬礼时到场。仪式虽然很长，却出人意料的平静。
尽管如此，我发觉自己对这事还是没有丝毫准备。不知怎地，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能和以前渡过种种难关时一样，想法子应付母亲去世带来的打击。我简直是大错特错。史迈利曾经说过，只要一接触现实，很少有什么阴谋诡计能够得逞。我对自己耍的阴谋也是这样——我想骗自己说母亲去世时已经得享天年，只有死亡才能让她从痛苦中解脱，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事放下。我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痛苦指的也可能是我自己的。
我成了个孤儿，同时又觉得很兴奋。当时的心情我只能这样去描述。我的父亲很早以前就去世了。我从前并没有意识到，母亲一直承担着父亲和母亲的双重责任。我觉得她的去世不仅意味着我失去了童年，也意味着我失去了我的大部分成年时代。我终于不带任何牵绊地独自站在了生活的种种挑战面前，但大部分挑战已经成了过去——蒙混过去了，错过了，或者是搞砸了。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去爱了，但我该去爱谁啊？恐怕不会是莫妮卡，哪怕我再口口声声地否认、指望现实会随之改变，我爱的也不是她。莫妮卡也好，我的婚姻也好，都不能提供我需要的魔力——作为一个擅长生存的人，这种魔力是从今以后我必须要去追寻的东西。守过夜之后，我在殡仪馆粉红色卫生间的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被自己的样子吓了一跳。那是一张间谍的脸，打着他自己欺骗自己的烙印。
你是不是也见过？在你周围，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身上？你有没有见过那样的脸？对我来说这样的脸简直是司空见惯，所以都已经不再留意了，直到母亲去世的打击让我猛然反应过来。我们也会笑，但心里却有所保留，这让我们的笑容显得很虚伪。就算我们喜出望外、喝得烂醉——我听说，甚至也包括做爱的时候，这种保留也不会消失。我们脑袋里的陀螺仪仍然保持着垂直状态，还有告诫的声音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职责。直到后来我们的保留渐渐地变得越来越明显，以至于本身都成为了一种安全隐患。所以到了今天——比如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或是沙拉特老同学的晚会的时候，我在房间里环顾四周，真的能看到秘密工作的印记浮现在每一个人的脸上。我看到有的面孔过于开朗，有的面孔则过于阴郁，但每张面孔后面都能看到备受压抑的生活的残迹。我听到有人发出了似乎是抛却所有顾忌的大笑，但我都用不着去看笑声来自何处，就知道其实什么顾忌都没抛掉——笑的人是这样，他内心的种种限制也是这样，所有的顾忌都还在。年轻时，我常常以为这只不过是英国统治阶级生性拘谨的缘故。“他们生下来就受到束缚，此后也别无选择。”听到他们言不由衷的客套话、对着他们看似厚道的笑容报以一笑的时候，我会这么对自己说。不过，我只是半个英国人，我觉得自己不会遭到他们那样的不幸——直到那天在殡仪馆贴着粉红色瓷砖的卫生间里，我看到笼罩着周围所有人的那种阴影，也同样落在了我的身上。
现在我觉得，从那天起，我眼里看到的就只有地平线了。我心想，我起步得太晚了！而且起点也太落后。生命本应该是追寻，否则就会一事无成！不过，推动我向前的动力恰恰是对一事无成的恐惧。现在我就是这么看的。所以你也应该从这些零星的回忆片段中看到这一点，它们来自我生命中这段离奇的经历。在我如今成为的这个人眼中，我遭遇的每一段经历也都是与我自己的相遇。每一个陌生人的坦白也就是我自己的坦白，汉森的坦白则带着最为严厉的谴责——因此归根到底，他的坦白也最令人感到安慰。我埋葬了母亲，向莫妮卡和梅布尔道了别。第二天我动身去了贝鲁特。但即便是那次简单的动身启程，也伴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