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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都只在乎人。”史迈利宣布说。这是他说话时典型的技巧，先以一个谜语开场，等待片刻之后再开始解释。“我从来不在乎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疯狂或是太邪恶。我始终认为体制并不比组成它们的人更有价值，而政策也只不过是可以不动感情的借口而已。我们的事业要关注的并不是大众，而是个人。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战役，就只是人。事实上，结束‘冷战’的甚至都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那些宿敌。他们走上街头，面对着子弹和警棍说道：我们受够了。有胆量爬上讲坛宣称自己没穿衣服的，并不是我们的皇帝，而是他们的皇帝。这些不可思议的事件一发生，种种意识形态也像判了刑的囚徒似的尾随其后，就和意识形态盛行的时候一样。因为意识形态并不具备自己的心灵。它们是我们不断奋斗的自我释放出的妓女和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谁真正取得了胜利。如果西方被自己的物质主义噎死，那么西方到头来还是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比我们大多数人都要长。但她有一个秘密我今晚就要透露给你们，大家千万别传出去。有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者。有的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你们问我，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俄罗斯。”
我们问他的真是这个问题吗？还有别的什么原因能让他突然转变话头呢？我们泛泛地探讨过苏联帝国的解体，这没错；我们谈论过日本的不断兴起，还有经济强国的历史变迁。没错，在晚餐之后的问答环节，确实有人顺带提到过我在苏联处的时候，也有几个问题触及中东地区和史迈利在捕鱼权利委员会的工作——多亏了托比，这件事现在已经尽人皆知。但我并不认为史迈利现在打算回答的是这个问题。
“你们问我，”他继续说道，“我们能不能相信这只大熊？现在我们可以像对待正常人那样跟俄国人对话，而且发现彼此间在许多领域有着共同之处，这似乎让你们觉得既好笑，又有点不安。我可以一下子给出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是不能，我们永远都不能相信大熊。原因之一是这只熊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大熊受到了威胁，觉得很害怕，都开始崩溃了。大熊对自己的过去很憎恶，对自己的现在很厌倦，对自己的将来则怕得要命。它以往常常是这样。大熊身无分文、懒惰成性、反复无常、无能、狡诈、骄傲自大、武器充足，有时候非常聪明，但通常都很无知。要是没有爪子，它也只不过是又一个陷于混乱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可它并不是没有爪子，无论用哪个标准来衡量。它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派驻国外的士兵全撤回来，理由很充分：它无力再接纳他们、供养他们、雇用他们，甚至都已经不再相信他们。由于情报部的职责就是要看住那些不被我们国家信任的对象，那么我们盯着大熊或者是它那帮不听话的小崽子的时候，哪怕松懈一秒钟，都是在玩忽职守。这是第一个答案。
“第二个答案是能，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大熊。大熊从来都不像现在这么值得信任。大熊乞求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想利用我们来掩盖它的问题，想在我们这儿开设自己的银行账户，想在我们的高尚街区购物，想同时在我们的森林和它自己的森林里成为尊贵的成员——特别是因为它的社会和经济现在满目疮痍，自然资源已被掠夺殆尽，管理者们又无能得让人难以置信。大熊极为迫切地需要我们，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它，相信它对我们的需要。大熊渴望它那段可怕的历史能够倒转，再从七十年或是七百年前的黑暗之中重新出现。我们就是它的曙光。
“问题在于，我们西方人天生就不愿意相信这只大熊，不管它是白熊、红熊还是又红又白——眼下它就是这个样子。要是没有我们，大熊也许会走向毁灭，但我们有许多人认为那就是它的归宿。就像1945年的时候有人曾说过，在今后的人类历史之中，战败的德国应该永远是一片荒凉的废墟。”
史迈利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自己是不是已经说得够多了。他朝我瞥了一眼，但我不愿意和他的眼神对视。肯定是等待着的沉默说服他接着往下讲了。
“未来的大熊全看我们如何去塑造，有好几个理由说明我们应该好好地塑造它。第一个理由是起码的尊重。帮助一个误遭牢狱之灾的人逃脱之后，你最起码也该给他递上一碗汤，再给点钱好让他在自由的世界中安身立命。第二个理由实在是太显而易见，提起它我都觉得有些啰嗦。俄罗斯——哪怕只是失去了所有的征服和财富之后的俄罗斯——也是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居于全球战略要地的国家。我们难道能听任大熊自生自灭吗？怂恿它心怀仇恨、发展倒退，让这个装备了太多武器的国家处在我们的阵营之外？还是让它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