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章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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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曾經口頭許諾過，會在戰後和平會議上，給予中國五個參會席位。
當時的北京政府總統徐世昌，最後拍了拍腦袋，本着熟人好辦事的原則，把跟威爾遜私交甚篤的駐美公使顧維鈞，湊數般也列入了代表團名單。
事後證明，這個充滿着「中國辦事風格」的拍腦袋決定，最終成爲了中國在巴黎和會上成敗的關鍵。
時年30歲的顧維鈞，其實是當時對西方外交思想與理念理解最爲深刻的中國人之一。
這位16歲考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本科，23歲就一路拿下了哥大法學院博士學位的超級學霸，在讀書期間一個很重要的娛樂方式，就是跟時任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未來美國總統威爾遜「吵架」。
兩人經常會圍繞中美民主制度問題徹夜爭辯，辯論完之後，威爾遜往往會邀請顧維鈞去家裏喫飯，顧維鈞也從來不客氣，喫完飯擦擦嘴接着跟威爾遜吵……
甚至直到威爾遜當總統後舉辦婚禮時，受邀參加的顧維鈞都不忘在婚禮前，跟威爾遜好好討論了一次外交護照使用規程。
外人只知道顧維鈞跟威爾遜是一對「忘年交」，卻不知道，正是在這種與政治高手不斷的思辨當中，顧維鈞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套，完全迥異於國內傳統外交官員的理念和風格。
早在1918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激戰正酣時，顧維鈞憑藉着敏銳的外交嗅覺，已經預感到，戰後中國可能有機會收回一些喪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