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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面呆呆地等待，一面回想着前幾天去函館時的事情，尤其是至今仍迴盪在耳畔的父親打電話的內容。
“殺了嗎？”
父親的確是衝着話筒說了這麼一句。那天，在返回的電車裏，我也一直在反覆思索着這句話，甚至還想，難道是我聽錯了，父親說的並非“殺了”，而是發音非常相近的“下了”或者“撒了”？可是，再與父親後面的話聯繫起來一想，若不是“殺了”，前後的邏輯就對不上。父親接着是這樣說的—事故發生得如此湊巧，這怎麼可能？難道是有人蓄意殺人卻僞造成意外事故的假象，並且，父親致電的那人就是兇手？這種推理有些荒唐，但父親當時的聲音中明顯蘊含着可證實這種不祥假設的陰影。
父親究竟在做什麼？究竟與什麼有牽連？東和大學、小林君、久能老師，還有“那個孩子”—這些關鍵詞就像洗衣機中的手帕一樣在我的腦海裏轉來轉去。
傳真機的鈴聲響了一下。我這纔回過神來。
隨着吱嘎吱嘎的聲音，打印好的紙張出來了。我從一頭掃了一眼。既然沒有女性成員，我也無法抱有任何期待了。
可是，在閱讀幾條活動記錄時，我不由得緊緊捏住紙張。記錄中時常出現這種內容：
五月六日，騎自行車赴多摩湖郊遊，天氣晴，帝都女子大學兩名參加
很遺憾沒有帝都女子大學學生的名字，但看來時常會有女子參加，她們不是興趣小組成員，但常常一起活動。
父親做副會長時的記錄出現了。我目不轉睛地讀了起來。好像依然有帝都女子大學的學生參加，但仍沒有記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