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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恩的雙親住在溫蓋園，這是一個大門有警衛駐守的兩戶連體式住宅小區，位於市區南邊三十英里處。這裏每二十個單位爲一區，每一區有專屬的游泳池和娛樂中心，每個星期六晚上，娛樂中心都會舉辦聯誼舞會。住宅區外圍有一個高爾夫球場，像一彎新月似的包圍着這片住宅區。從每年的晚春到早秋這段時間，空氣中總是充斥着高爾夫球車引擎的嗡嗡聲。
西恩的父親不打高爾夫球。他老早就打定主意，認定高爾夫球是有錢人的玩意兒，一旦上手便背叛了他的藍領出身。西恩的母親倒是打了一陣子，不過後來也不打了，因爲她老是覺得她的球友們會在背地裏嘲笑她的體型動作、她輕微的愛爾蘭土腔，還有她的衣着。
於是他們只是靜靜地住在這裏，鮮有什麼社交活動。就西恩所知，他父親在這裏只有一個稱不上朋友的點頭之交，一個同樣是愛爾蘭裔、身材矮小、名叫萊利的傢伙。他在搬來溫蓋園之前，也是住在城裏的某個愛爾蘭小區裏。此外，萊利也從來不打高爾夫球，只是偶爾會跟西恩的父親到位於二十八號公路另一邊的圓地酒吧喝上一杯。西恩的母親天生就愛照顧人，這是她的天性，也是她的習慣；搬到溫蓋園不久，她便將照顧那些老弱的鄰居的工作攬爲己任。她會開車帶他們去藥房拿藥，或是去看醫生，好拿回更多更新的處方箋。她自己其實也年近七十了，開車出門辦事總能讓她覺得自己還算年輕，依然精力充沛。此外，接受她這種接送服務的多半是些喪偶的獨居老人，這事實更讓她覺得自己與老伴兒能健健康康地相守到這年紀絕對是上天的恩賜。
“他們就孤零零一個人，”她有一次曾跟西恩談到她那些病弱的朋友們，“即便醫生不曾跟他們明說，但孤單纔是不停地吞噬着他們生命的元兇。”
過了小區大門口的警衛室，便是小區的主幹道。這條路上每隔十碼就有一條漆成黃色的減速脊，總是把西恩的車軸弄得嘎嘎作響。每次他開到這裏，浮現在他眼前的總是溫蓋園這些居民以前在城裏住過的街道與小區——那些沒有熱水、外形如同監獄、無趣冰冷的老舊公寓，那些鐵製的防火梯，那些不絕於耳的孩童的嬉鬧尖叫聲——那些聲音和影像以溫蓋園白色的建築外牆與翠綠的茂盛草坪爲背景，像清晨的薄霧般飄浮在西恩眼前。西恩內心始終藏有一份不理性的罪惡感，他爲自己竟然讓父母搬進養老院這件事感到愧疚不已。說是不理性，因爲溫蓋園理論上畢竟不是專爲六十歲以上的退休老人而設計的小區（雖然，老實說，西恩從來沒在這裏看見過任何一個六十歲以下的居民），更何況他的父母當初搬來這裏完全是出於他們自己的意願；他們決心將幾十年來對城市生活的種種埋怨與不滿——那些噪音、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愈發惡化的交通噩夢——一併拋到腦後，搬到這個西恩父親口中“深夜走在路上也不用提心吊膽”的市郊小區。
但無論如何西恩始終對父母這個決定感到耿耿於懷，彷彿自己讓他們失望了，彷彿他們曾期望他會更努力地嘗試把他們留在身邊。對西恩來說，溫蓋園多少代表着死亡，或者至少是邁向死亡途中的一箇中轉站。此外，他不只是不願去想他父母住在這裏這個事實——在這裏等着有一天，換成他們需要別人帶他們去拿藥看醫生——他更不願面對的另一個事實是，有朝一日他自己或許也得住進溫蓋園，或是其他類似的地方。他知道自己幾乎不可能有其他選擇。就拿現在來說好了，他沒有小孩，老婆也跑了。他已經三十六歲了，距離六十歲已經過半，而剩下這一半時間顯然會比前面那一半過得快許多。
西恩的母親吹熄了蛋糕上的蠟燭。他們的小餐桌就放在狹小的廚房和寬敞的客廳之間一個凹進去的地方。他們圍坐在小餐桌旁，靜靜地喫着蛋糕，然後配合着牆上時鐘的嘀嗒聲和空調系統出風口的嗡嗡聲的節拍，靜靜地啜飲着熱茶。
等他們都喫完了，西恩的父親站起來說道：“我來洗碗盤。”
“不，我來洗。”
“你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