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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律師直覺警告他別見達德加,但如今這種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糾纏起來。有時候,豪威爾會對研究、準備、預測、計劃感到厭倦——他想解決問題,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決。他喜歡急流勇進,迎難而上,而不是被困難壓得寸步難行。這種傾向被親臨德黑蘭的羅斯·佩羅加強了。佩羅總是早上第一個起牀,問大家昨天取得了什麼進展,今天打算完成什麼任務——他一刻不停地鞭策着大家。於是急躁打敗了謹慎,豪威爾決定會一會達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開心,他的妻子就更不開心。
安吉拉·豪威爾最近兩個月都沒怎麼見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蘭,努力勸說衛生部付款給EDS公司。回美國後,他又在EDS公司總部加班到很晚,解決保羅和比爾的問題,要不然就是跑去紐約同伊朗的律師見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時間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卻發現安吉拉摟着九個月大的兒子麥克,在陰暗寒冷的房子裏的爐火前取暖——冰暴導致了電力中斷。他只好讓他們搬到他姐姐家,然後又去紐約了。
安吉拉已經承受了足夠大的壓力,而當他宣佈他又要返回德黑蘭時,她感到異常沮喪。“你知道那兒是什麼狀況。”她說,“你爲什麼要回去?”
難就難在,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他對自己將去德黑蘭做什麼還不清楚。他是去解決問題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決。如果他能說“這就是我必須做的事,這是我職責所在,我是唯一能做這件事的人”,那她也許就能理解。“約翰,我們是一家人。這兒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幫忙。”她說。“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電和孩子。
“抱歉。你還得儘量一個人扛着。我會同你保持聯絡的。”豪威爾說。
他們不是那種通過大吼大叫表達情緒的夫妻。他經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獨自喫爲他準備的晚餐,但他們最多隻是爆發冷戰,從不會吵架。但這一次比不回家喫飯要嚴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他們。
那天晚上安吉拉和他談了很久。談完之後,安吉拉依然不開心,但至少同意他去了。
那之後,他從倫敦和德黑蘭給她打過幾次電話。她在電視上看到了騷亂的畫面,十分擔心他的安危。要是知道了他要去做什麼,她肯定會更擔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