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着聽着就老了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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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昱寧

是要到了地鐵裏的每隻手機都會飄出神曲的年代，纔會突然想起，以前聽歌可真不是一件如此輕便的事。“小時候守着電臺等我最愛的歌”（When I was young-and-listened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不僅僅是卡朋特的一句歌詞，更是穿越時空滋養了好幾代人的生活方式。如今想重溫這首《昨日再來》，你只須輕點鼠標，打包下載，七八個中外版本信手拈來，但是你沒辦法複製當年國門乍開時，端坐在收音機前，被洶湧而來的新鮮潮水打溼的儀式感。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人而言，可以聽到時髦音樂的電臺節目屈指可數（僅就上海而言，印象最深的是港臺系的“上錄音樂萬花筒”和歐美範的“立體聲之友”，這些節目的名稱都像當時剛剛打進內地的ELLE中文版的正式刊名“世界時裝之苑”一樣，帶着中規中矩的時代烙印），確實要用“守望”二字才能形容彼時“人民日益增長的聽歌需求與落後的社會傳播方式之間的矛盾”。

但是那會兒真有守望的勁頭啊。初中同學幾乎人人都練就了邊聽歌邊解數學題的絕招，往三角形上添輔助線的同時也牢牢記住了排行榜上的最新動態——那幾乎總是翌日早讀課上的第一個話題。（之所以說“幾乎”，是因爲我記憶裏有一次印象深刻的例外：某天，我在電臺的早新聞裏聽到陳百強深度昏迷的消息，一到學校就隆重宣佈，女生羣裏立時響起一片低低的嗚咽。早讀課上非但再沒人提昨晚的排行榜，而且好幾個女生一整天都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總而言之，當時的收音機裏藏着多少讓人興奮或者沮喪的理由啊。你會覺得電臺DJ是天底下最有權有勢的人，他們把持着壟斷渠道，每天只吝嗇地放出一小部分資源，而且一肚子陰謀詭計，只顧着袒護自己的偶像——比如，喜歡譚詠麟的聽衆會認定他們放了太多張國榮的歌，而熱愛張國榮的則懷疑他們故意讓譚詠麟多拿了一週的冠軍。

信息不對稱導致的飢餓感，使得每一首從電臺裏流出來的新歌都顯得稀缺而動人。我們甚至在上牀睡覺前嘴裏還在哼着那些剛剛學會的調子（通常都只來得及記住副歌），草稿簿上隨手寫下幾句歌詞，等着明天到班上跟別的同學拼湊出相對完整的一首——到後來乾脆發展成分工協作，有人專攻開頭，有人坐鎮中央，有人包抄結尾。 在八九十年代裏上中學的人，大概很少會有人沒攢過至少一個手抄的歌詞本。講究一點的是裹上一層舊掛曆的硬麪日記簿，美人玉腿或者桂林山水露在外頭，裏面按歌星姓氏拼音字母A到Z分段排列；翻一翻，這邊跳出一句“外面的世界很無奈”，那邊冒出一條“徐徐回望，曾屬於彼此的晚上”，間或還能看到明星大頭貼，剛粘上去的時候鮮亮，年深日久了就會黑一塊白一塊得恍若淪落風塵。還有，我總依稀記得，或者說分明相信，字與字之間暈開的淚痕——黃黃的，假假的，是最純真與最刻意的交集，正是那個年紀的主色調。

那時沒有卡拉OK，沒有“我愛記歌詞”，甚至很少能在電視上看到音樂錄影帶，記錄歌詞主要還是靠一雙“肉耳”，間或鬧出“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笨驢”（伴侶，《戀曲1990》）和“爺爺想起媽媽的話”（夜夜，《魯冰花》）這樣的笑話，真是再自然不過了。某些疑難歌詞的真相往往要到哪位金主買來盒帶，打開封套的時候才能揭曉——說“金主”不算誇張，從六塊八到七塊九再到九塊八，盒帶向來都是童年的奢侈品。不過，當時正式引進出版的盒帶因爲要經過層層審批，比起電臺來，它們與境外同步的速度永遠都滯後好大一截。

記憶中最轟轟烈烈的一次“團購”盒帶的行動發生在初二。現在的孩子很難想象小虎隊在二十多年前紅成什麼樣，如果非要類比的話，不妨設想：把韓庚、周杰倫和李宇春綁在一起打包組團，可你不能一想他們就上網搜點東西來解饞；無論是消息、歌聲還是形象，你都得透過極有限的渠道守株待兔。《青蘋果樂園》在西藏路音樂書店開售的那一天（說來奇怪，當時並沒有成熟的營銷鏈，甚至沒聽過“首發”這個概念，可班上愣是有幾個消息靈通的同學早早就知道），還沒等捱到中午，我的心跳就開始加快，只覺得四周處處瀰漫着出逃的氣息，隨時要溢出來。三個自行車技高超的男生被公推爲代表，收齊十幾份錢（兩三個人勻一盒），從楊浦區雙陽路一直騎到西藏路。現在想來，也只有在荷爾蒙過剩的年紀，才能唱着“週末午夜別徘徊”、頂着西北風，輕易打發掉這一個多小時的艱苦跋涉。至於我這個班長，必須替他們編一個缺席政治課和英語課的完美藉口——在市重點中學裏，無論如何，這都是一樁考驗智商和刷爆RP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