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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顿时使得寂静的文坛变得热闹起来。关于胡适步入政坛，他曾在自己的自述文中写道：「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
在往后的日子里，鲁迅对胡适有了很大的成见，并写了不少的讽刺、批评胡适的文章，甚至连鲁迅原先赞为「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都被批评为「也不见得好」了。
胡适面对鲁迅的讥嘲和批判，他从来不接招，总是以沉默来应对。1929年9月4日，胡适曾在给周作人写的一封长信中感慨道：「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
1930年，胡适率领新月社成员利用《新月》杂志，掀起了一次人权讨论热潮，并大力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不重视人权的问题。随后，《新月》杂志因为惹怒国民党政府就被查封了。然而，不甘心的胡适紧接着又创办了专门谈论政治的周刊《独立评论》，并说道：「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便是独立精神。」
除此之外，胡适还曾激情澎湃地说过：「西欧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31年年末，胡适的政治倾向逐渐变得明确了。当他和蒋介石见面的消息见报后，鲁迅当即写下了一篇《知难行难》发表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并署名为佩韦。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指名道姓地对胡适讽刺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五
1932年底，蔡元培、宋庆龄和杨杏佛等人在参与营救牛兰夫妇、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后，在上海正式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组织。该组织其主要目的和任务是
panclass=”fw-cl“&：「为释放国内政治犯与废除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而斗争；刊布关于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援助为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的一切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