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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德奧·伊西多羅·克魯斯》這一篇令人想起卡夫卡的《致某科學院的報告》，可以說它是卡夫卡那篇故事的逆向版本。卡夫卡的《致某科學院的報告》描述的是人類戰勝自己身上的野性，追求文明的痛苦過程，這篇故事則是描述人怎樣突破文明的限制，向自身的野性復歸的歷程。
誕生於荒蠻的野地和強悍的雙親的勇士克魯斯，被強大的文明秩序規範着他那桀驁不馴的性格；但在他的心底，在他的血液中，原始的威力依舊潛伏着。祖先的記憶並沒有消亡，只是被理性小心地鉗制在底層了。深層記憶是種極爲神奇的東西，它不會在人的回憶中出現，它一定要藉助於人的身體的動作來現身（“所有的動作都是我們的象徵”）。也就是說，只有當人進行創造的時候，深層的記憶纔會湧現出來，這時人便會看見寓言似的未來。勇士克魯斯的最後那場爆發性的反抗非常類似於藝術家的創作。克魯斯身上的野性對於文明的桎梏進行過兩次反抗。第一次反抗使他變成了文明人，第二次反抗則使他成功地脫離文明社會，重新成爲野人。在克魯斯漫長的文明生活中，他身上隱藏的“另一個”並未像外界認爲的那樣已被征服，而是在等待時機重新登上舞臺。“另一個”的再次登臺需要一種極爲特殊的條件，即，人必須有所動作，在搏鬥中轉化成那“另一個”。轉化的契機則是對象化、陌生化的“另一個”的出現，那種閃電似的領悟。克魯斯終於等到了那一天，他在與自我的搏鬥中同自我達成同一，重新成爲了野人。此處也描述了那種被動性的模仿、敘述，同創造性的敘述之間的區別。真正的藝術不是回憶，不是蒐集經驗的資料，而是“動作”，是搏鬥，是向原始的奮力復歸，也是重新成爲更高層次上的“另一個”的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