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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歲時，我才知道正確答案。那時我正在北京念大學，我認識了一位當時名聲顯赫的詩人。這是我認識的第一位名人，他隨便和神經質的風度，使我經常坐車兩個小時到城市的另一端，爲了只是和他交談幾分鐘。運氣好的時候，我可以和他談上一小時。儘管我去了三次後他仍然沒有記住我的名字，可他那親切的態度和對同行尖刻的嘲弄，讓我並不因此感到難受。他在高談闊論的同時，也可以凝神細聽我冗長的發言，而且不時在他認爲是錯誤的地方出來加以糾正。
在這位年屆四十的單身詩人那裏，我經常會遇上一些神態各異的女人，體現了這位詩人趣味的廣闊。隨着我們之間交往的不斷深入，有一次我小心翼翼地提醒他是不是該結婚了。我對他隱私的侵犯並沒讓他惱怒，他只是隨便地說：
“幹嗎要結婚？”那時我侷促不安，我完全是出於對自己崇敬的人的關心才繼續說：“你不要把那東西過早地用完。”
我羞羞答答說出來的話，使他大喫一驚，他問：
“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於是我將幾年前那個夜晚鄭亮的話複述給了他。他聽後發出震耳欲聾的大笑，我無法忘記他當時坐在沙發裏縮成一團時的愉快情景。後來他第一次留我喫了晚飯，晚飯是他下樓去買了兩袋方便麪組成的。
這位詩人在四十五歲時終於結婚了，妻子是一位三十多歲的漂亮女子，她身上的兇狠和容貌一樣出衆。這位此前過着瀟灑放任生活的詩人，嚐到了命運對他的挖苦。他就像是遇到後孃的孩子一樣，出門時口袋裏的錢只夠往返的車費。對錢的控制只是她手段之一。他還經常鼻青眼腫地跑到我這裏來躲避幾天，原因只是有位女士給他打過電話。幾天以後，還得在我護送下才敢返回家中去賠禮道歉，我對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