錄像帶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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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在一九八八年的某一天，那時我正在魯迅文學院上學，我從北京東部的十里堡來到西部的雙榆樹，擠進狹窄和慢速的電梯，然後用手指的關節敲響吳濱的家門。當時吳濱剛剛發表了一組《城市獨白》的小說，意氣風發地和王朔他們搞起了一家名叫海馬的影視創作公司。現在我已經忘記了自己當時轉了幾次公交車，忘記了是在秋天裏還是在冬天裏從東到西穿越了北京城，只記得自己是獨自一人，還記得自己那時留着鬍鬚，而且頭髮遮掩了耳朵。我坐在並不比電梯寬敞多少的客廳裏，從下午一直到深夜，我忘記了和吳濱劉霞說了什麼話，也忘記了這對十多年前就分手的夫婦請我喫了什麼，我只記得中間看了一部讓我銘心刻骨的錄像帶電影，英格瑪·伯格曼的《野草莓》。

這是我有關八十年代美好記憶的開始，錄像帶電影美化了我此後兩年的生活。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去朱偉在白家莊的家，當時朱偉是《人民文學》的著名編輯，後來他去三聯書店先後主編了《愛樂》和《三聯生活週刊》。白家莊距離魯迅文學院所在的十里堡不到五公里，認識朱偉以後我就不願意再去遙遠的雙榆樹欣賞錄像帶電影了。我曾經在街上遇到劉霞，她問我爲什麼不去看望她和吳濱了，我說太遠了。然後我問她：你們爲什麼不來看望我？劉霞的回答和我一樣，也說太遠了。

那時候我住在魯迅文學院的四樓，電話就在樓梯旁，朱偉打來電話時經常是這樣一句話：“有好片子。”這時候他的聲音總是神祕和興奮。到了晚上，我就和朱偉盤腿坐在他家的地毯上，朱偉將白天借來的電影錄像帶塞進錄像機以後，我們的眼睛就像是追星族見到了心儀的明星一樣盯着電視屏幕，用今天時髦的話說，我和朱偉是當時錄像帶電影的絕對粉絲。我們一起看了不知道多少部錄像帶電影，伯格曼、費里尼、安東尼奧尼、戈達爾等現代主義的影片。這些電影被不斷轉錄以後變得越來越模糊，而且大部分的電影還沒有翻譯，我們不知道里面的人物在說些什麼，模糊的畫面上還經常出現錄像帶破損後的閃亮條紋。我們仍然全神貫注，猜測着裏面的情節，對某些畫面讚歎不已。我還記得，當我們看到電影裏的一個男人冷漠地坐在角落的沙發上，看着自己和一個女人做愛時，我們會喊叫：“牛！”看到電影裏一些人正在激烈地槍戰，另一些人卻是若無其事地散步和安靜地坐在椅子裏看書時，我們會喊叫：“牛！”當格非來到北京時，盤腿坐在朱偉家地毯上看錄像帶電影就是三個人了，喊叫“牛”的也是三個人了。

我就是在這間屋子裏第一次見到蘇童，那是八九年底的時候，朱偉打電話給我，說蘇童來了。我記得自己走進朱偉家時，蘇童立刻從沙發裏站起來，生機勃勃地伸出了他的手。不久前我在網上看到蘇童在復旦大學演講時，提到了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情景。他說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感覺是他們街上的孩子來了。回想起來我也有同樣的感覺，雖然我和蘇童第一次見面時已經二十九歲了，蘇童那時二十六歲，可是我們彷彿是一起長大的。

在我的記憶裏，第一次看的錄像帶電影就是伯格曼的《野草莓》。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把八部革命樣板戲看了又看，把《地雷戰》和《地道戰》看了又看，還有阿爾巴尼亞電影《寧死不屈》和《勇敢的人們》等等，還有朝鮮電影《賣花姑娘》和《鮮花盛開的村莊》，前者讓我哭腫了眼睛，後者讓我笑疼了肚子。“文革”後期羅馬尼亞電影進來了，一部《多瑙河之波》讓我的少年開始想入非非了，那是我第一次在電影裏看見一個男人把一個女人抱起來，雖然他們是夫妻。那個男人在甲板上抱起他的妻子時說的一句臺詞“我要把你扔進河裏去”，是那個時代男孩子的流行語，少年時期的我每次說出這句臺詞時，心裏就會悄悄湧上甜蜜的憧憬。

“文革”結束以後，大量被禁的電影開始公開放映，這是我看電影最多的時期。“文革”十年期間，翻來覆去地看樣板戲，看《地雷戰》《地道戰》，看阿爾巴尼亞朝鮮電影，“文革”結束後差不多兩三天看一部以前沒有看過的電影，然後日本電影進來了，歐洲電影也進來了，一部《追捕》我看了三遍，一部《虎口脫險》我看了兩遍。我不知道自己看了多少電影，可是當我在一九八八年看完第一部錄像帶電影《野草莓》時，我震驚了，我第一次知道電影是可以這樣表達的，或者說第一次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這樣的電影。那天深夜離開吳濱的家，已經沒有公交車了，我一個人行走在北京寂靜的街道上，熱血沸騰地走了二十多公里，走回十里堡的魯迅文學院。那天晚上，應該說是凌晨了，錄像帶電影《野草莓》給予我的感受是：我終於看到了一部真正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