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第七天》之後 (第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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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之後我寫過散文集《十個詞彙裏的中國》，出英文版時遇到金融危機，又正逢蘭登集團合併，英文編輯遇到一系列的問題，拿到譯稿兩年後的二○一一年纔出版。當時他提出更新一下數據，因爲很多事例都太舊了。我再看以後，發現幾乎所有數據都有巨大的變化。我們老說文學高於現實，那是騙人的，八十年代末我寫過關於威廉·福克納的文章，威廉·福克納證明文學高於現實是不可能的，在那個時代的作家都做不到，更不要說我們今天這個時代。
表達現實的文學意義在哪裏？我用一個誰都不願意去的地方、用“死無葬身之地”來表達的，用這樣一個角度來寫我們的現實世界。如果採用另一個方法，像《2666》第五章“罪行”那樣把發生在拉美一個小城市的一百多起姦殺案全部羅列出來，篇幅會比現在還長。如果我不是從“死無葬身之地”，而是採用波拉尼奧的方式來寫現實世界，可能真的沒有文學意義了。這是我寫這部小說的初衷。
馬爾克斯在《百年孤獨》裏寫了很多當時哥倫比亞報紙上的事件和話題，他說走到街上，就有讀者對他說：你寫得太真實了。《第七天》不能和《百年孤獨》比，馬爾克斯寫下的是一百年的孤獨，只用了二十多萬字，我只是寫下七天的孤獨，就花費了十三萬字。我深感慚愧。
其實這部小說寫了好多年，《兄弟》之後就擱在那裏了。這麼慢的一個原因是，我總是落在現實後面，但我的慢也可能是一種幸運。我不知道自己的寫作爲什麼總是卡住，我可以找到自己的時間被切碎的理由，總有很多事來打斷我的寫作。但是時間被切碎不是理由，我的缺點是很不勤奮，興趣太多，總是被別的什麼吸引過去。朋友勸我別到處跑了，趁着現在身體還行，多寫幾部小說，將來身體不行了，就寫不動了。我說，將來身體不行了，我也跑不動了。作爲一個作家，我知道自己這方面的缺點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我同時在寫五六部小說，還不包括腦子裏轉了十年以上的構思。
小說的敘述語言不應是作家自作主張，應該是由小說本身的敘述特徵來決定的。我寫《兄弟》有時候故意追求語言的粗俗，因爲需要粗俗，如果李光頭說文雅的話，那肯定不是李光頭了。而有人批評說《第七天》的語言怎麼蒼白、枯燥無味、白開水一樣，這是我沒有想到的。這部小說的語言我非常講究，修改了一遍又一遍，尤其到一校、二校的時候，改動的全是語言。《第七天》裏的三段，第一段是送鼠妹去殯儀館，鼠妹大段地講述她和伍超；第二段是楊飛和父親在殯儀館裏見面；最後一段是他回到死無葬身之地的路上遇到伍超，伍超大段的講述。這三段沒有辦法用簡潔的語言。因爲這是一個從死者角度敘述的故事，語言應該是節制和冷淡的，不能用活人那種生機勃勃的語氣。講到現實的部分，也就是活着世界裏的往事時，語言纔可以加上一些溫度。我寫的時候感到現實世界的冷酷，寫得很狠，所以我需要溫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給予自己希望，也給予讀者希望。現實世界令人絕望之後，我寫下了一個美好的死者世界。這個世界不是烏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