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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的三天裏，我沒有再次走入這家餐館。可是我早出晚歸之時，就會經過這家餐館。每次我都會駐足端詳一下里面屬於易卜生的小圓桌，黑色禮帽和柺杖總是在那裏，椅子總是被拉開。我發現了有關易卜生紀念活動裏的一個小小細節，早晨我經過時，小圓桌上的玻璃杯裏斟滿啤酒；晚上我回來時，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點啤酒泡沫。於是，我擁有了美好的錯覺，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徵性地看着一位中國作家的早出晚歸，象徵性地思忖：“這個中國人寫過什麼作品？”
我想起了我們的魯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現，是在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裏。這是兩篇用文言文敘述的文章，發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將近兩年了。一九二三年，魯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發表了著名的演講《娜拉走後怎樣》。魯迅在演講裏說：“走了以後怎樣？易卜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責解答的責任。”然後魯迅以一個讀者的身分給予解答：娜拉走後“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魯迅認爲，婦女要擺脫任人擺佈的地位必須獲得與男人平等的經濟權。魯迅在此用他冷嘲熱諷的語調說道：“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要錢買， 而以說錢爲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裏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
挪威航空公司飛機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頭像，以及這樣的頭像縮小後又飄揚在奧斯陸的大街上，讓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當然這位偉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隱約有這樣的感覺，“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個代表了幾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個詞彙了，一個已經超出文學和人物範疇的重要詞彙。
就像我小時候的“魯迅”，我所說的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魯迅”。那時的“魯迅”不再是一個作家的名字，而是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詞彙，一個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內容的重要詞彙。於是，我在奧斯陸大學演講時，講起了我和魯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個沒有文學的時代，只是在語文課本里尚存一絲文學的氣息。可是我們從小學到中學的課本里，只有兩個人的文學作品。魯迅的小說、散文和雜文，還有毛澤東的詩詞。我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十分天真地認爲：全世界只有一個作家名叫魯迅，只有一個詩人名叫毛澤東。
我想，魯迅應該是過去那個時代裏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產黨獲得政權以後，新社會開始了，同時需要對此前的舊社會進行無情的鞭撻，於是魯迅那些極具社會批判意義的作品成爲了共產黨手中揮舞的鞭子。我們從小就被告知，萬惡的舊社會是一個“喫人”的社會，其證據就是來自於魯迅的，無論是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裏，還是出現在街頭的大字報上，都會在毛澤東的語錄之後，引用魯迅的話。人民羣衆的批判文章裏要用魯迅的話，地富反壞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裏也要用魯迅的話。“毛主席教導我們”和“魯迅先生說”已經成爲當時人們的政治口頭禪。
有趣的是，文革時期“先生”這個詞彙也被打倒了，是屬於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壞東西。魯迅破例享受了這個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待遇，當時全中國只有魯迅一個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階級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