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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像文革早期自殺的走資派那樣，也以不同的方式自殺身亡。
我們縣裏一位草根出生的無名小卒，在文革期間成爲了造反派頭頭，開始了耀武揚威的短暫人生之旅。我小時候經常在批鬥大會上見到他，他宏亮的聲音從高音喇叭裏出來時，十分厚重，像是兩、三個人的聲音迭加在一起。他一邊宣讀批判稿，一邊監視着那些低頭站成一排的走資派，只要發現有一個走資派的身體稍稍動了一下，他立刻中斷宣讀，走過去朝那個走資派的腿彎處猛踢一腳，讓走資派跪倒在地。當毛澤東提出以老幹部、軍隊代表和造反派“三結合”的方式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他作爲造反派代表進入了革命委員會，榮升副主任，他的仕途也就名正言順了。他走在我們小縝的街道上時，人們都以和他熟悉爲榮，親熱和恭敬地向他打招呼，而他只是禮節性地向他們點點頭，神態矜持。倒是我們這些孩子喊叫他“主任”時，他會友好地向我們揮一下手。
文革結束後，在清除“四人幫”爪牙的運動中，他被隔離審 查。當時我們剛剛高中畢業，我們幾個同學閒來無事，曾經好奇地去偷看對他的審問。我們知道他被關押在百貨公司倉庫後面的小屋子裏，我們爬上倉庫後面的圍牆，坐在圍牆
上晃盪着雙腿，透過敞開的窗戶，看到他坐在一隻小板凳上，他面朝的桌子後面坐着兩個審問他的人，那兩個人拍着桌子，聲色俱厲地訓斥他，其情景完全像文革初期造反派審問走資派一樣。這個昔日威風凜凜的造反派那時顯得十分軟弱，唯唯諾諾地講述自己在文革期間如何充當“四人幫”的爪牙所犯下的種種罪行。我記得他當時哭了，他在交代自己罪行的時候將話題扯開了，說他母親前幾天去世了，而他卻不能守候在母親身旁。他的哭聲突然像一個孩子那樣響亮起來，他說：
“我媽媽往洗臉盒裏吐血，吐出了一臉盒的血。”審問他的人拍着桌子說：“胡說！你媽有那麼多血嗎？”有一天上午，趁着看守他的人上廁所之時，他逃了出去，沿着海堤跑出了十多公里，站在那裏，木然地看着一望無際的大海，浪濤拍岸之聲不絕於耳，他很可能沒有聽到。然後，他低頭走進了不遠處的一個小鎮，在一家商店的櫃檯前站了一會兒，掏出口袋裏所有的錢，買了兩盒香菸和一盒火柴後，低頭返回堤岸。一附近有幾個農民正在田地裏幹活，他們看到他一邊抽菸一邊在堤岸上徘徊。如
他一枝接着一枝地抽菸，中間沒有中斷過，他將兩盒香菸全部抽完後，怔怔地看了一會兒正在田地裏幹活的幾個農民，然後轉過身去，不會游泳的他走下了堤岸，一頭扎進了洶湧澎湃的浪潮裏。當追捕他的人一路打聽着來到這裏時，已經沒有了他的蹤影，只看到堤岸上留下的一堆菸蒂。幾天以後，他的屍體被浪潮衝上了鄰縣的海灘。我聽說他身體浮腫的都認不出來了，他的鞋和襪子都被海浪剝去，衣服褲子還在身上。
文化大革命讓一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草根鋌而走險，在毛澤東造反有理的革命裏獲得了飛黃騰達的機會，一階平民立刻身居高位，當時人們用“坐直升飛機上去”來評價這些人生暴漲的造反派。文革結束以後，這些人從高位上自由落體般的跌落下來，而且跌穿草根均線，跌入囚犯底部。人們又用“上去快，摔下來更快”來嘲笑這些人生暴跌的造反派。
當然，文化大革命也講述了更多微漲微跌的人生故事。我所生活的小鎮上，就有幾個這樣的故事。我選擇其中一個，以饗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