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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规定，住宿生从七点至九点半在教室上完晚自习，可听完“本台和大碗茶工贸集团联合举办”的每日相声，略略消化一下食儿，没有别的事好做，六点大家也就溜达着上楼去了。先生说，这就是住校的最大好处，能逼你息交绝游，清心寡欲，与世相违，修得正果。
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就是古人的精力。我一直有个疑问：他们哪来那么多的工夫读那么多的书，写那么多的书呢？
他们那时候，没有电灯，每天只有不足十小时的日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只能对着天空发呆，或者干那件亘古不变的唯一娱乐。他们那时候没有钢笔、原子笔，印好了格子的稿子和复印机及漂亮的女秘书，只有泥板，王八壳，竹片，木条，刀子等等又笨又蠢的硬家伙，可我们每天写四、五千字，已经筋疲力尽，已经是极限，而他们动辄几十万字，洋洋洒洒，著作等身。
司马迁爱说怪话，被汉武帝给去了势。做皇帝的，大多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凭风度学识，笼不住后宫众多后妃姨妤。明白物以稀为贵，就决定不让她们见别的男人，特别是有文采的男人，而自己身边又缺不了一个有文采的男人做秘书，于是看上了司马迁，找了他的茬。所以司马迁蚕室里闷了三个月，出来就升任中书令。每天不得不陪着汉武帝东跑西颠，可他两、三年间就拿出来一部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史记》，拿出来就前盖古人，后绝来者。
妈妈常说，没什么也别没钱，有什么也别有病。做学问的得再加上一句，有什么也别有条拿说话当喘气一样一刻不闲着的舌头。莎士比亚就有这样一位碎嘴疯泼的老婆，和十几种分散精力的工作，可他写出了三十七部剧本，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诗和两首叙事长诗。
再有大学数学考十五分的钱钟书，生出来正赶上内忧外患，军阀混战，诺大的中国，摆不安稳一张书桌。接着就是毛、蒋交兵，便是三反五反，便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总之，没几天安生。但这家伙却仿佛无书不读，无读不精。
写下了百万言的《管锥编》，把古人的文章读了个够，无一漏网。光引证西方作者就不下一千人，著作多达一千七八百种。
呜呼！他们睡觉吗？他们吃饭吗？他们知道健康法则吗？他们下舞场吗？他们搓麻将吗？他们看武侠、言情、凶杀吗？他们几个小时地看电影、听唱片吗？他们玩电子游戏，看电视录像吗？他们闲逗女孩子、砍大山吗？他们知道“神经”，“轻松”之类的词汇吗？他们有那么多的人际关系需要调整吗？他们有不顺心，什么都不想干的时候吗？
于是，我明白了。《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上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我们这种种丰富多彩的“色”到头来就是场空。他们这种缺乏这种 “色”，百年后，千年后，就是不灭的名声，就是不空的色。
佛曰：定。佛曰：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