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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亡》是我底第一次問世的作品，它是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寫成的。現在算起來已經隔了八年了。最近趁着七版的機會，把它仔細校讀一遍，刪改了一些字句，交給書店改版重排。我在三四年前就有刪改這本書的心思，但是被別的事情纏住，未能如願。今天看完書店方面送來的校樣，心裏很痛快，這也算了卻一樁心願了。
然而同時我又起了一點感想。我彷彿又回到寫這本書的年代去了。關於寫這書的動機和經過，我在《寫作生活底回顧》一文裏說得很詳細。這文章已收在我底《短篇小說第一集》中，不便附印在這裏。我當時還寫得有日記，但在“一·二八”上海戰爭中散失了。我還寫過一篇《滅亡·作者底自白》，是對於某一些批評家的答辯，裏面有一大段話敘述我自己對杜大心這個人物的看法，我現在把它抄在這裏：
我寫杜大心底思想時完全採取客觀的態度，我並不曾把我自己底思想完全放進去。我雖然並不是杜大心底信徒，但是我愛他。我自信我對他的態度是公平的，我寫出他底好處，同時我也寫出他底弱點。不過象剛果倫君底批評卻有點不公道。他說杜大心“參加革命的動機是不正確的，他是以工作抑止自己的苦悶，以革命發揮個人的理想”。我承認杜大心“是一個羅曼諦克的革命家”，而且他還是一個病態的革命家。但要說他參加革命的動機不正確，就未免太冤枉他了。他之所以成爲羅曼諦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惡人類，一是由於他底環境，二是因爲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發展的肺病。他參加革命是一件事，他以工作抑止自己底苦悶又是一件事。他並不是爲了抑止自己底苦悶纔來參加革命的。人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的東西，而有肺病的人更是多感的。杜大心參加革命之後，他不能就變成一部機器。他底環境依然使他苦悶，但是他並不幻滅，並不放棄一切，當然只有拿工作來抑止自己底苦悶了。我當時也曾得到一個國內朋友底信，他說他很痛苦，日來“以忙爲醉”。這不也是和杜大心一樣嗎？至於杜大心底死亡，我以爲這是必然的。剛果倫君說：“僅止因着一個朋友的被殺去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報仇，……不是革命黨人應有的態度。”這是不錯的。不過他如果再深思一下，他一定會明白杜大心底面前就只有死這一條路。一個憎惡人類，憎惡自己的人，結果不是殺人被殺，就是自殺，並沒有第三條路可走。何況杜大心又有肺病呢？復仇還是小事，最重要的是他底第二期的肺病使“他開始覺得這長久不息的苦鬥應該停止了。他想休息，他想永久地休息”，而事實上在他，也只有“死才能夠使他享受安靜的幸福”。俄國政治家拉吉穴夫在青年時期中有一個同學得了不治之症，那個人叫拉吉穴夫拿毒藥把他毒死，拉吉穴夫不答應，卻在自己底日記上寫道：“不能忍受的生活應該用暴力毀掉。”他自己後來也自殺了。杜大心“知道他自己在向着死之路上走去，而且分明感到死是一天一天地逼近”，當然會採取用暴力毀掉生命的這一條路。我自己是反對他採取這條路的，但我無法阻止他，我只有爲他底死而哭。
在初版本的《滅亡》底第一頁上我印過一句獻辭。我把這本書獻給我底大哥，他是對我底智的發展給了極大的幫助的第一個人。現在我刪去了這短短的獻辭，因爲我底大哥已經離開這個世界了。我寫這本書給他看，想求他了解我，讓我安心地走我自己底路。然而我們終於不能瞭解地永遠分離了。
我反覆地翻閱面前一頁一頁的校樣，想在這些油光紙上面找到什麼東西。我害怕回憶，但是如今我又絕望地求助於回憶了。
暮春的涼風從窗外吹進來，周圍靜寂無聲，夜很遲了。一個人枯坐在窗前寫些文章，有什麼用處？難道我不能夠做一點更有用的事情麼？
巴金 1936年5月20日之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