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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三個坐在她對面一張長凳上。一個朋友說明了來意。她只是默默地笑，笑得和哭一樣。我默默地看了她幾眼。我就明白我那個朋友所告訴我的一切了。留在那裏的半個多小時裏，我們談了不到十句以上的話，看見了她十多次秋天的笑。
別了她出來，我懷着一顆秋天的痛苦的心。我想起我的來意，我那想幫助她的來意，我差不多要哭了。
一個女郎，一個正在開花的年紀的女郎……我一生裏第一次懂得瘋狂的意義了。
我的許多年來的努力，我的用血和淚寫成的書，我的生活的目標無一不是在：幫助人，使每個人都得着春天，每顆心都得着光明，每個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個人的發展都得着自由。我給人喚起了渴望，對於光明的渴望；我在人的前面安放了一個事業，值得獻身的事業。然而我的一切努力都給另一種勢力摧殘了。在喚起了一個年輕的靈魂以後，只讓他或她去受更難堪的蹂躪和折磨。
於是那個女郎瘋狂了。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不自由的婚姻，傳統觀念的束縛，家庭的專制，不知道摧殘了多少正在開花的年輕的靈魂，我的二十八年的歲月裏，已經堆積了那麼多、那麼多的陰影了。在那秋天的笑，象哭一樣的笑裏，我看見了過去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屍體。我彷彿聽見一個痛苦的聲音說：“這應該終止了。”
《春天裏的秋天》不止是一個溫和地哭泣的故事，它還是整整一代的青年的呼籲。我要拿起我的筆做武器，爲他們衝鋒，向着這垂死的社會發出我的堅決的呼聲“J’accuse”（我控訴）。
巴金 193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