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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年前，在一個秋日的黃昏，年輕的村支書站在村口上，面對一羣下工的村人，開始有了“主”的意識。那時候他雖然才二十來歲，卻已經當了三年的副支書、一年半的支書了，已算是呼家堡的當家人了。可真正的領袖意識，卻是在這一瞬間產生的。
那時的呼天成年輕氣盛、血氣方剛，面對呼家堡村人的盜竊行爲怒不可遏！在那個時期裏，村裏總是丟東西。開初也許是由於飢餓，後來就是慣性了：村邊地裏的玉米一夜之間就會被掰去大半；紅薯長在坡裏，到出的時候，竟然有很多是空穴；收豆的時候，一畝豆子拉到場裏只剩下了幾十斤；在場裏打芝麻，明令不準穿衣裳，一個個都光着脊樑進場，可光棍漢孫布袋趿着一雙破鞋，出出進進兩趟，就趿走了三兩半芝麻……
在這麼一個秋熟的九月裏，在夕陽西下的時候，呼天成帶着六個基幹民兵，立在村口上，突然攔住了從地裏回來的村人，挨個進行搜查。
頭一個撞上的是八嬸，八嬸擰着一雙小腳，挎着一個草筐，仄仄歪歪地向村口走來。八嬸年歲大了，不是拿工分的勞力，她是上地裏摟草去了。一個基幹民兵攔住八嬸說：“站住。拿隊裏東西了沒有？”八嬸一下子怔住了，八嬸看着站在一旁的呼天成，顫顫地說：“天成，娘那腳！這是幹啥呢？”
望着八嬸那一頭蒼蒼的白髮，呼天成有點不好意思了，他想叫一聲“八嬸”，可他又發現喊這麼一聲後，往下邊就無法進行了。在呼家堡，拐彎抹角七大妗子八大姨的，說起來家家戶戶都沾點親，要是讓過了八嬸……這時，他第一次覺察到鄉下的“禮俗”成了一種阻礙。可他沒有往下多想，他只是覺得有點“膈應”，八嬸是他的親八嬸呀！他扭過臉去，不再看八嬸了。於是，那個基幹民兵就上去搜八嬸的身。他先是從八嬸的大褲腰裏摸出了一塊紅薯，而後又從大草筐裏翻出了兩穗玉米……那基幹民兵說：“操，這是啥？！”八嬸立馬軟了，八嬸求告說：“大侄子，大侄子，我是頭一回呀……”
呼天成依然背對着她，一聲不吭。於是，那基幹民兵喝道：“站到一邊去！”
搜查的第二個人是個半大孩子，那孩子叫二兔，他爹是第三小隊的隊長。二兔揹着一捆草走到村口時。那基幹民兵看了呼天成一眼，呼天成正氣着呢，他厲聲說：“搜！”那民兵上去就把二兔弄翻了，說：“操，草裏塞的啥？！”二兔還罵呢，他說：“日你娘，啥也沒有！”那基幹民兵一刺刀就把草捆挑了，只聽“骨骨碌碌”的，從草捆裏滾出了幾塊紅薯！二兔一看露餡了，就地往下一躺，撒起潑來：“我日你娘啊……”呼天成喝道：“扯一邊去！”
搜查的第三個人正是光棍孫布袋。孫布袋是請假相親去了。他手裏提着一個破手巾兜，兜裏提着一小匣點心。他的腰挺得很直，頭上戴着一頂借來的藍帽子，一磨一磨地走來了。來到跟前時，他還說：“喫了？”沒等他說完，呼天成一腳就把他踢倒了。按翻後，兩個民兵從他的腰裏一下子搜出來了七穗玉米！只聽孫布袋高聲說：“我是掰柿樹坡的！哪驢說瞎話，我是掰柿樹坡的……”再翻那點心匣子，誰知那匣子也沒有點心，裏邊不過是兩塊扒來的紅薯。可孫布袋仍然嘴硬，他喊道：“我向毛主席保證，真是掰柿樹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