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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祖父陸焉識跟着婉喻祖孫三人來到婉喻家的弄堂口，目送她們不徐不緩地走進去，再次被撇在黑影子裏。等她們進了弄堂，他就開始往樓上看。婉喻信中告訴他，房子是臨街的，所以從他站立的位置應該能看到婉喻的窗口亮燈。她們能在點心店和陌生人坐在一個桌喫團圓飯，他也能跟她們人鬼兩不擾地團圓。幾分鐘以後，三樓的一家亮燈了。那是帶個小陽臺的屋子，燈光透出來，照着繩子上晾曬的衣服。他真的像進入了她們的生活，滿心的溫柔和酸楚。這時陽臺的門開了，他看見出來的人是丹珏。等丹珏消失以後，陽臺上晾曬的衣服也都消失了。
我祖父陸焉識因爲想穿了自己的下場而徹底灑脫起來。在下場到來前，他要好好跟自己的家人暗中團圓。第二天是禮拜天，他到達的時候，看到婉喻的陽臺上已經晾曬出了洗過的被單。
下午三四點鐘，弄堂口支起一個小喫攤，賣排骨年糕和小餛飩以及陽春麪。人們都是買了東西帶走的，小喫攤一共就兩張摺疊桌和四把摺疊椅。他買了一碗陽春麪慢慢地喫。喫完了他可以再來一碗陽春麪。不要糧票的高價陽春麪一角四分一碗，他口袋裏的錢夠他喫一陣，夠他把這把椅子坐穩。一碗陽春麪剛喫幾口，出情況了。從對面的弄堂口走出他的孫女，牽着她手的是一個30多歲的男子。男子的身後，跟着一個七八歲的男孩，以一種垂頭喪氣的步態走路。男子文弱白皙，謹小慎微的眼睛躲在玳瑁框眼鏡後面。一個非常常見的南方男人。陸焉識給一口不知什麼時候吞下去的陽春麪噎住，眼睛暴突地看着越走越近、朝自己走來的兒子馮子燁。
1951年陸焉識被捕之前，兒子還是大學生，沒有那麼文弱白皙。馮子燁走到了馬路這邊，也是用嬰兒腔調跟女兒說話，一點也沒來留神這個喫陽春麪的老頭。父親和兒子以及孫子孫女兒只有一步之隔，老頭把臉轉開。
陸焉識是在西寧自首的。當警察們朝着他走過來時，他後悔了。他還能爲婉喻和孩子做點什麼？也許寫一張離婚協議書？
我的祖母馮婉喻收到我祖父寄來的離婚協議書時心臟差點停跳。協議書上有勞改農場第九分場鄧玉輝副政委的簽字，還蓋了分場的公章。什麼事都給我祖母辦妥了，只差她的簽名。那是上海1965年7月，一個星期三的下午。關於離婚的理由，他一個字都沒有提。
婉喻讀完那封信就一直坐在椅子上。一直以來她是抱着希望的，不管它多渺茫。這一張公文來了，她一簽字，希望不再渺茫，因爲不再有希望。子燁已經跟母親談了很久；不是談，是上課。外面一場運動接一場運動，哪一場運動都要點到監獄裏的老“無期”。老頭子早就該識相點，提出離婚了。子燁講着講着就遷怒到母親，說母親也該多爲孩子們想點，在老頭子被捉進去時就該跟他離婚。婉喻坐在那裏一動不動。丹珏跟哥哥吵起來她都沒有動。“我現在就簽字。”婉喻說。
婉喻就像服毒一樣心一硬，一筆而成地簽下自己的名字。手被淚水洗得溼淋淋的，馬上花了“婉喻”二字。第二天，那隻裝着離婚協議書的信封被投遞了出去。信封到達我祖父手裏時，他拆開一看，除了協議書，還有一張信紙。婉喻在那封信裏也寫了她最後的關照：身體保重好，將來看見的時候不至於太不敢認……
我祖父是1979年冬天回到上海的。此時，我祖母的失憶症已經惡化，她悄悄問女兒：伊是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