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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想象,那时候识字的人是很少的,那时候也还没有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文字只能载于竹帛,竹重而帛贵,流传极为困难。那个时候也没有现代国家所规定的普通话,大国之内方言繁多,言语沟通颇为不便,上古之书太多讹字、衍字、异体字以至版本杂乱难以顺读,其实也可视为各种方言分割的一种书面浮现。文字崇拜在那种情况下实在缺乏必要的技术条件。因此,那时候的"文明"更多地不是表现为文字,倒是只可能更接近汉字"文"的原义,即"纹":纹彩,纹饰,相当于人为的美化技能,实现于各种造象活动之中。
当"文"与"用"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形式;当"文"与"野"相对的时候,"文"是广义的礼乐。《左传》记孔子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章太炎曾解释,这里的文不是指修辞润色,而是指行仪典以助言传(见《国故论衡》)。太炎先生坚定了我的想象:当时的"文"即"纹",主要体现为诸多以象明义的仪式。
《礼》称:"乐者,象成者也。""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周礼》亦称:"凡建国,禁其淫声、过声、凶声、慢声。"这种对音乐的重视,恐怕是中国古人的一大执政特色。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古代的录音资料,来充分了解当时这种的"乐",但我们有足够的出土文物来了解当时的"礼"的其它方面,比如众多史家无不重墨详叙的器服。我们惊讶于河南殷墟、陕西秦坑、四川三星堆、长沙马王堆等地出土文物的辉煌灿烂,不难理解在文字语言的运用尚受到种种极大局限的时候,各种器服其实就是当时的报纸、刊物、广播和教科书,就是当时诉诸感觉的哲学、宗教以及政府工作报告,如《孟子》所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能理解古人为何在一件日常生活器物那里如此用心之深,如此用心之精,如此用时之长以及如此用力之巨。这些体现在铜器、石器、银器、玉器、木器一类之上的精神感染和意识陶冶,这些精美器物对情感和心态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还有一切用服装、车马、面容、仪态、建筑以及其它实象所承担的政治道德功能,不失为当时成熟"纹治"的表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器服(物象)和仪典(事象)备受关切的国家,人们发明了一个重要的词:"影响"。"影"为目睹之象,"响"为耳闻之象,共同构成了非语言的伟大感化力量。"影响"一词表现了古人对心智变易的深刻经验:"教"外有"化","文"外有"化",均循"影响"之途,以声色万象施之于人的耳濡目染,成就言语教训之所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