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化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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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总是喜欢注意小节，注意生活中琐屑的具象，就像一个虚拟的在场者，注意现场中一切可看、可听、可嗅、可尝、可触的事物，因此与其说文学在关切着人们在"做什么"，不如说更关切人们在"怎么做"，即"做什么"之下隐秘地还在"做什么"。在文学家的眼光里，俄国的《夏伯阳》和美国的《巴顿将军》差不多是同一部电影。两部片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将军，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念，但这一区别几乎可以忽略，事实上也总是被观众忽略。两位将军共有的勇敢无畏、豪爽洒脱、刚毅果决，还有偶尔出格的粗暴和随心所欲，才是更重要的东西。他们性格的共同，较之于他们观念的差异，在文学尺度下更具有本质意义：我们如果没有接受他们"做什么"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接受他们的性格--即隐秘地还在"做什么"。

不必误会的是，文学家也会注意言说，包括言说所传达的观念。区别可能在于，文学家会更注意这些观念的语境，注意各种具象可感的相关条件和过程，不避嗦饶舌地详加述说，以求观念得到生活语境的周全注解；而不像某些三流理论家和史学家们那样，只习惯于寻章摘句和断章取义，把生活语境当作提取观念以后的废料。正是因为这一点，《悲惨世界》（雨果著）里有保皇主义的言论，但并不是一部保皇主义的小说。《红楼梦》（曹雪芹著）里有虚无主义的思想，但并不是一部虚无主义的小说。

优秀的文学总是以其生活的丰富性，在历史中寻找人而不仅仅是人的观念，使历史跳动着活魂而不是徒具死骸--比如一堆观念的标签。

观念是很重要的，却常常是易变的，轻浮的，甚至是虚假的：碰巧读到了一篇时文，一个专制者也可以有民主的学舌；碰巧考进了某个专业，一个流氓也可以用法学来谋食。一个良民在政治高压之下也可能写效忠信，一个诗人在生计所迫之下也可能大写商业广告。一旦写下来，这些言不由衷的文词就可能作为证词，被人们考据并加以采用，编入教科书、国家档案以及各种历史资料汇编--如果需要这样做的话。但谁能保证那些白纸黑字不是一些假象？不是掩盖了当事人更真实的处境和更真实的内心？一旦缺失了细心和通达的知人论世，某些历史文献是否更可能把我们引入追述的歧途？这些观念的解读也常常成为问题。苏联著名革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一段男主人公在朋友墓前的独白，曾经是理想主义的经典格言："……当我死去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会因为内心空虚而烦恼。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毕生献给了人类最高尚的事业。"就是这段独白，出现在一本革命小说里，后来便被很多人视为社会主义，甚至是斯大林主义的红色专利，一旦革命出现退潮，鄙薄和声讨之声不绝。但这些批评家也许不知道，苏联士兵说出的这段豪言壮语，其实是抄自美国人富兰克林的《自传》，属于一个美国早期政治家、作家以及资本家。德国思想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特别分析到富兰克林的人生观，指出这种"放弃世俗享受以全心全意投入事业"的宗教情怀，代表了当时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文化，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富兰克林人生观一开始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观念，是正统的资本主义观念。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实际上，它甚至也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观念，而是人类一切求道者的共有精神留影，是人类社会中某种集体性格。难道在富兰克林之前，世界上就没有这种以身殉道的执着？就不可能有对高尚事业的渴求？为什么我们这些后世的读书人一定要固守自己的文字癖和观念癖，一定要给这段格言注册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专利？

如果说一个苏联红军士兵与一个美国政要富商出现了精神叠影，与更多的人出现了精神叠影，那么是不是刚好证明了文学可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可以在超越政治观念的同时筑建更为基础和更为恒久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