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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散會前，劉峯拎着那個行李袋回來了。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分揀出去了，可行李袋一點兒沒見小。劉峯是個人擁有品極少的人，出門又會精簡再精簡。我們女舞蹈隊二分隊有四個北京人，劉峯從醜陋疲憊的行李袋裏先拿出四個包裹。最後一個，第五個，是父親給我帶的。那是體積最可觀的一個包裹。塑料袋在當時可不被看成環保垃圾，而是值得愛惜一用再用的好東西。父親一定是專門弄來這個印有北京友誼商店店標的雙料大塑料袋，那樣的華美讓它盛裝的無論什麼都華美了。
下面是劉峯的原話：
“我打電話到你爸電影廠招待所，跟他說對不住，會議安排忒緊，電影廠離城裏遠，咱又人生地不熟，這回就不拜訪您了。我還說，叔叔您看我是不是把蕭穗子讓帶的信投郵筒裏給您寄過去？你爸問了我一句，我住哪家招待所，我說我還真說不清，頭一回來北京。第二天一早，他找上門來了，我納悶兒他怎麼找着了我住的地方。他說，打聽個招待所還不容易，你爸非得請我喫飯。我說會議伙食好着呢，四菜一湯。他說四菜一湯有啥喫頭，他要請我喫北京烤鴨！我告訴他會議代表不能隨便離會，喫了午飯還要分小組討論，你爸這纔算了。晚上他又來一趟，送來這麼個包裹。還非送我一條煙，我說我不會抽。你爸說讓捎這麼重的東西，三千里地，過意不去，問我不抽菸酒喝不喝。我說那更不會了。他又說，那你都說說看，你還不會啥？我看看還能不能找點兒你會的送給你。我說您就別客氣了，不就捎點兒東西給蕭穗子嗎？是我應該做的。”
劉峯把一個父親愛女兒的急切和渴望做報告一樣敘述一遍。跟他開導我的語調差不多，我那場歷時半年的紙上談愛暴露之後，情書全被繳獲，劉峯在兩所院牆之間的騎樓上找到了我。我手裏拿了一根揹包帶，頭頂上有根結實的橫樑，多年前不知吊過軍閥大戶多少丫頭小姐。他一把奪過揹包帶，說蕭穗子你好糊塗。組織派他來挽救我，來得正是時候，晚一步就太晚了。
“……蕭穗子，你千萬不要悲觀，背思想包袱，在哪裏摔倒就要在哪裏爬起來。刻苦改造自己，大家還是會歡迎你歸隊的嘛。浪子回頭金不換嘛。就給大家看一個金不換！怎麼樣？”
作爲一個小說家，一般我不寫小說人物的對話，只寫我轉述的他們的對話，因爲我怕自己編造，把編造的話或部分編造的話放進引號裏，萬一作爲我小說人物原型的真人對號入座，跟我抗議：“那不是我說的話！”他們的抗議應該成立，明明是我編造的話，一放進引號人家就要負責了。所以在我現在寫到這段的時刻，把劉峯的話回憶了再回憶，儘量不編造地放到一對兒引號之間。
劉峯對我爸的描述語調雖然乏味，還是讓我鼻子酸了，能想象出一個做了好多年階級敵人的父親，怎樣笨拙地學起庸俗的社交手段來。爸爸想送劉峯禮物，看起來是犒勞劉峯的三千里地當馬幫運貨的辛苦，實際上是拉攏劉峯，爲了他不得意的女兒。劉峯是全軍學雷鋒標兵，政治光環好歹能罩着我一點兒。逆境讓爸爸這樣的人學庸俗，學拉拉扯扯，正是這一點讓我心酸。
喫晚飯的時候，北京友誼商店在我們全體女兵和部分男兵當中已經著名了。本來它也是一個著名的所在，據消息靈通的北京兵說，進那個商店的都是特殊人士，外國專家、外交官、華僑、中國訪外代表團成員。那裏頭人民幣可不流通，流通的叫外匯券，是一個有着自己專門貨幣的小世界！我父親此刻的身份，大家可想而知。父親是沒那份權利的。後來；那是很後來了，已是劉峯在前線負傷之後，何小嫚因爲揹着一個傷員行走十多公里而立功之後，我才知道當時父親是沾了一位大導演的光，蹭他的護照進了友誼商店。一九七六年這位導演身邊圍了許多人爲他寫劇本，這一大幫人的名字就叫作“集體創作”，我爸爸當時也沒有自己的名字，跟那一大幫人被叫成“集體創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