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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二〇一一年十月六日那天,我走在中关村大街上。
现在想起,我忘掉我为什么走在中关村大街上了。可能只是因为那天天气好。天蓝得又高又透,小风儿脆脆的,让脑子清爽又不让身子冷。北京像某些长得按你命门的妇女,一身的毛病,但是偶尔好起来,让你在瞬间忘记她一切的毛病,在瞬间仿佛初相见。
有史以来,中国人做事总喜欢藏着掖着,史料馆、档案馆都用武警把门,另外就是,有坏事儿都推给别人,推给未来,习惯性地击鼓传花。直到有一天,藏不住了,掖不住了,坏事儿传到天上去了。北京的天气变得越来越差,变差的根源被各个有关部门查来查去,查不出标准答案,有关人员聚在一起,齐声骂:都是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各个有关部门放任不管造成的恶果。每当有个好天儿,人民欢天喜地,从各自的住处钻出来上街了,各个公园都挤满了人民,各种老人推着各种小孩儿,没小孩儿可推的老人在好天儿里唱京剧、跳新疆舞,各种非老人、非小孩儿的人民五公里、十公里、半马、全马跑,不辜负任何好天气。
我走进清华校园,在隐约民国气质的大草坪前站了几分钟。草坪上有三对在婚纱摄影,三个男的一直在忍不住乐,还偷着抽烟,三个女的用眼神、手势或者嗓音提示这些男的,严肃点,你们丫能不能严肃点啊,照个婚纱都这样,以后笑床完成不了宇宙生命中的大和谐怎么办啊?我看了看这三个女的,一副女娲补天的控制感,我看到了那三个男的未来很多需要借酒消愁的瞬间。
我试图混进北大,北大的保安似乎比其他大学的保安智慧很多,总试图在分辨坏人的表情。四十多岁的我戴上个眼镜,还是混进去了,完全没被盘问。我内心得意,如同在旧金山参禅中心,刚吃完烤翅、喝完啤酒,被问,“你参的是不是曹洞宗?”北大校园里的姑娘还是一个个屌屌的,拎着比她们脑袋还大的饭盆在饭堂和教室之间直立行走,旁若无人。银杏树还没变得金黄,我记得它们金黄之后的样子,直立在路边,仿佛一排被点燃的火柴。
在中关村大街上转悠的那天,我先后遇上三个人,年龄相差不到十岁,都问我:“你信不信?乔布斯之后,就看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