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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在京師體校跆拳道館的訓練大廳裏看到安心的一年之後，也就是在我和鍾寧分道揚鑣的一週之後，我把安心以及她可愛的兒子小熊接到了我的家裏，開始了我們的同居生活。
這次和安心同居與上次我崴了腳無賴似的硬逼她住下來伺候我的那次完全不同，這次和安心正式地住在一起，幾乎像是我們的一個共同的宣言，是我們雙方都經過深思熟慮的一個自覺的選擇，是一個舍此便得不到更有力表達的對對方的承認，是一個能讓我們得到彼此的安慰、愛撫和依靠的方式。這樣的生活讓我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讓我突然間變得像一個大人那樣老成起來。
每天早上，安心會早早地起牀，爲我們做飯，我起來幫小熊穿衣服，和他咿呀學語地說話。然後，我們一起喫早飯，喫完早飯先不收拾桌子，把鍋碗瓢盆和殘渣餘孽留到晚上再說。安心匆匆趕到三環傢俱城去上班，我和她同路，帶着小熊到傢俱城附近的一個居民樓裏，把孩子交給他的“奶奶”——一個兒女在外膝下荒涼特別慈善的老太太。那老太太爲我們看孩子收費低廉，主要是圖個孩子和她做伴兒得些晚年的快樂，就是我們不給錢讓她白看她都願意，但不給錢我們心裏也過意不去。
每天送完孩子，我就出去找工作。我必須工作！因爲我要養活安心和她的孩子。當一個你愛的人需要你時你會覺得非常充實和帶勁兒，那是一件能讓你激動不已的事情。這和我過去對工作的看法和心情截然不同。過去我曾習慣於無所事事，也曾渴望過出類拔萃，但無論哪一種都不及現在的感覺來得高尚。
開始時我並不知道找工作從心理上說就是一個自尊心被反覆折磨摧殘的過程。我的相貌英俊，有大學文憑，口才經過一些鍛鍊，也見過一點世面，求職面試時基本上能做到落落大方，舉止有度，不會有臉紅見生口齒木訥的情形發生。我原以爲，以我這種條件，即便不是商家必爭之才，也不會沒人待見找不到事做，因此不免躊躇滿志。跑了幾家公司才知道，現在缺的只是計算機軟件工程師、高級財務、金融工商管理等屈指可數的那幾類專業人才。哪兒都缺。像我這種專業不熱，空有一張文憑的大學生只能算一般性人才。一般性人才可就太多了，哪兒都淤了。如果沒有熟人提攜，我自以爲得意的那點學歷和優點，在人家眼裏，其實狗屁都不是。
在找工作的過程中，我不斷降格以求，甚至還到一家電腦公司去幹了幾天“藍領”，就是整天搬運那些死沉死沉的電腦。對外說起來是這家電腦公司供應部的管理員，但每天干的都是純體力活兒。後來我發現搬電腦和搬白菜搬大米搬木頭之類的工作其實差不多，性質上沒什麼區別。我幹了三天看出來他們需要的也就是一個勞動力，便當機立斷把這家公司給炒了。時代變了，前些年總說搞導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掙錢多，學電腦的不如醬豬頭的發得快，現在被顛倒的歷史終於被顛倒過來了，賣體力的怎麼也不如賣腦力的更來錢！
我不得不去找過去在國寧公司工作時認識的一些關係，找了兩家馬上停下來。這些公司都是拿國寧當大客戶捧着的，都知道我跟鍾家之間發生了怎樣的恩怨糾葛，都知道我是傍了鍾家小妹又跟另一個女人偷情瞎搞結果讓鍾家給一腳踢出來的傻×。我在這些人眼裏的形象是個活該倒黴的可憐蟲，不值得同情。而且對我這種是是非非不清不潔的人物大家避之惟恐不及，我倒貼錢白乾人家都不一定要我。
我找不到任何可以幫助我的人。包括劉明浩，也包括我爸。劉明浩我呼過他三次，不回；打他手機，接電話的是一女的，外地口音，我一聽就是劉明浩廉價僱的那個小祕書，問了半天你是誰，我說了我是誰她馬上就說劉總不在，出差去了。我知道劉明浩就在邊上，能感覺到的。我本來想說：你叫他回來呼我。但想想還是算了，何必呢。
我去找我爸，可我一看我爸那喪魂落魄的樣兒我什麼也不能說了。我爸在我辭職不久，也被國寧公司解聘，理由是江蘇籍民工和河南籍民工在工地上打架。打架的事兒其實根本扯不上我爸一點責任，說管理不嚴也該找那幫建築公司的人說去。但我爸沒有申訴，誰不明戲這不過是欲加之罪，反正是要炒了你說什麼都成。我爸雖然老了但這點眼神兒還是有的。他一點不恨鍾寧和鍾國慶，他恨的是我。
安心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幫助她的人，她在北京唯一的故舊，她的那位啓蒙教練得了癌症，半年前終於不治，死在醫院裏了。她每月從傢俱廠拿兩百元底薪，其餘的就全靠銷售提成。賣得好到月底能提個八九百，最高一個月提了兩千六，賣不好提個三五百就不錯了。提兩千六那個月安心還寄了一千五百塊錢給潘隊長。上次小熊得急病高燒不退，老潘恰巧到北京出差，把隨身帶的一千元差旅費全墊上才勉強讓孩子先住上了醫院，這也就是我在京師體校路口看到安心向老潘掉眼淚那個晚上的事兒。後來老潘又寄了五千元給我，還了安心向我借去的那筆醫藥費。那五千元中有三千元是緝毒大隊給局裏打報告爲安心申請特批的補助，另兩千元是老潘、老錢，還有隊裏其他一些同志湊的。安心一直就沒還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