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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過蘇聯影片《外套》，那是根據果戈理的小說改編攝製的。影片的確不錯，強烈地打動了觀衆的心。可是我看完電影，整個晚上不舒服，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壓在心上，而且有透不過氣的感覺。眼前有一個影子晃來晃去，不用說，就是那個小公務員阿加基·巴什馬金。過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漸漸淡去。但是另一個人的畫顏又在我的腦子裏出現了。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個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務員。
汪文宣並不是真實的人，然而我總覺得他是我極熟的朋友。在過去我天天看見他，處處看見他。他總是臉色蒼白，眼睛無光，兩頰少向，埋着頭，垂着手，小聲咳嗽，輕輕走路，好象害怕驚動旁人一樣。他心地善良，從來不想傷害別人，只希望自己能夠無病無災、簡簡單單地活下去。象這樣的人我的確看得太多，也認識不少。他們在舊社會里到處遭受白眼，不聲不響地忍受種種不合理的待遇，終日終年辛辛苦苦地認真工作，卻無法讓一家人得到溫飽。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慘的死亡，只有在斷氣的時候纔得到休息。可是妻兒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們到死還不能瞑目。
在舊社會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盡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貧困中過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象汪文宣那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從前一般的忠厚老實人都有這樣一個信仰：“好人好報”。可是在舊社會里好人偏偏得不到好報，“壞人得志”倒是常見的現象。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間樓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裏開始寫《寒夜》，正是壞人得志的時候。我寫了幾頁就擱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筆接着一年前中斷的地方寫下去，那時在重慶，在國統區仍然是壞人得志的時候。我寫這部小說正是想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我的目的無非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我進行寫作的時候，好象常常聽見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不用說，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爲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我對他們有感情。我雖然不贊成他們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爲自己眼看他們走向死亡無法幫助而感到痛苦。我如果不能替他們伸冤，至少也得繪下他們的影像，留作紀念，讓我永遠記住他們，讓旁人不要學他們的榜樣。
《寒夜》中的幾個人物都是虛構的。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卻十分真實。我並不是說，我在這裏用照相機整天攝影；我也不是說我寫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訊報導。我想說，整個故事就在我當時住處的四周進行，在我住房的樓上，在這座大樓的大門口，在民國路和附近的幾條街。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的事每天都在發生。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戰場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論到哪裏，甚至坐在小屋內，也聽得見一般“小人物”的訴苦和呼籲。儘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戶曉的真人，儘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載之史冊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時候的確常常見到、聽到那樣的人和那樣的事。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繼續發生，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說中，又好象在旁觀我周圍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歡離合的苦戲。冷酒館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也是我熟悉的。小說中的每個地點我都熟悉。我住在那間與老鼠、臭蟲和平共處的小屋裏，不斷地觀察在我上下四方發生的一切，我選擇了其中的一部分寫進小說裏面。我經常出入汪文宣夫婦每天進出若干次的大門，早晚都在小說裏那幾條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開水”的老主顧，整夜停電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騷，我受不了那種死氣沉沉的陰暗環境。《寒夜》第一章裏汪文宣躲警報的冷清清的場面正是我在執筆前一兩小時中親眼見到的。從這裏開始，雖然過了一年我才繼續寫下去，而且寫一段又停一個時期，後面三分之二的原稿還是回到上海以後在淮海坊寫成的，脫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雖然時寫時輟，而且中間插進一次由重慶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寫得很順利，好象在信筆直書，替一個熟朋友寫傳記一樣；好象在寫關於那一對夫婦的回憶錄一樣。我彷彿跟那一家人在一塊兒生活，每天都要經過狹長的市道走上三樓，到他們房裏坐一會兒，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角上聽他們談話、發牢騷、吵架、和解；我彷彿天天都有機會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樹生同路走到銀行，陪老太太到菜場買菜……他們每個人都對我坦白地講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確有這樣的感覺：我寫第一章的時候，汪文宣一家人雖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樓裏住了幾個月，可是我們最近纔開始交談。我寫下去，便同他們漸漸地熟起來。我愈往下寫，愈瞭解他們，我們中間的友誼也愈深。他們三個人都是我的朋友。我聽夠了他們的爭吵。我看到每個人的缺點，我瞭解他們爭吵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邁着大步朝一個不幸的結局走去，我也向他們每個人進過忠告。我批評過他們，但是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每個人。我對他們發生了感情。我寫到汪文宣斷氣，我心裏非常難過，我真想大叫幾聲，吐盡我滿腹的怨憤。我寫到曾樹生孤零零地走在陰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勸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會掉進深淵裏去。但是我沒法改變他們的結局，所以我爲他們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會批評我浪費了同情，認爲那三個人都有錯，值不得惋惜。也有讀者寫信來問：那三個人中間究竟誰是誰非？哪一個是正面人物？哪一個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麼人？我的回答是：三個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個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說，不能責備他們三個人，罪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罪在當時重慶的和國統區的社會。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我不是在這裏替自己辯護。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噓和掩飾都毫無用處。我只是說明我執筆寫那一家人的時候，我究竟是怎樣地想法。
我已經說明《寒夜》的背景在重慶，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當時住的民國路那個三層“大樓”。我住在樓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裏面，他們住在三樓。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頭一次到民國路，也曾在三樓住過。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續寫《寒夜》時，已經搬到了二樓臨街的房間。這座“大樓”破破爛爛，是不久以前將就轟炸後的斷壁頹垣改修的。不過在當時的重慶，象這樣的“大樓”已經是不錯的了，況且還裝上了有彈簧的縷花的大門。樓下是商店和寫字間。樓上有寫字間，有職員宿舍，也有私人住家。有些屋子乾淨整齊，有些屋子搖搖晃晃，用木板隔成的房間常常聽得見四面八方的聲音。這種房間要是出租的話，租金絕不會少，而且也不易租到。但也有人在“大樓”改修的時候，出了一筆錢，便可以搬進來住幾年，不再付房租。汪文宣一家人住進來，不用說，還是靠曾樹生的社會關係，錢也是由她付出的。他們搬到這裏來住，當然不是喜歡這裏的嘈雜和混亂，這一切只能增加他們的煩躁，卻無法減少他們的寂寞。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夫婦工作的地點就在這附近。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裏當校對，我不曾寫出那個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訴人圖書公司就是國民黨的正中書局。我對正中書局的內部情況並不瞭解。不過我不是在寫它的醜史，真實情況只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醜惡，而且醜惡若干倍。我寫的是汪文宣，在國民黨統治下比什麼都不如的一個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一個象巴什馬金那樣到處受侮辱的小公務員。他老老實實地辛苦工作，從不偷懶，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輕視。至於他的妻子曾樹生，她在私立大川銀行裏當職員，大川銀行也在民國路附近。她在銀行裏其實是所謂的“花瓶”，就是作擺設用的。每天上班，工作並不重要，只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找人幫忙做點投機生意。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另一半費用由她的丈夫擔任），供給了兒子上學，還可以使自己過着比較舒適的生活。還有汪文宣的母親，她從前念過書，應當是雲南昆明的才女，戰前在上海過的也是安閒愉快的日子；抗戰初期跟着兒子回到四川（兒子原籍四川），沒有幾年的功夫卻變成了一個“二等老媽子”，象她的媳婦批評她的那樣。她看不慣媳婦那種“花瓶”的生活，她不願意靠媳婦的收入度日，卻又不能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她愛她的兒子，她爲他的處境感到不平。她越是愛兒子，就越是不滿意媳婦，因爲媳婦不能象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那一個人身上。
我在小說裏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兩個善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系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着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這便是國民黨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體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裏只着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面講過的那三個人。關於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實的，人物卻是拼湊攏來的。當初我腦子裏並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只有在小說脫稿以後我纔看清了他的面顏。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爲我擔任翻譯。我覺得我腦子裏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讚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別人不敢隨意欺侮他。其實在金錢和地位佔絕對優勢的舊社會里，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闆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處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裏書念得好不好。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可是他並不知道。他天真地相信着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來。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