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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寫《寒夜》也和寫《滅亡》一樣，時寫時輟。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說放在一邊。朗西有一個親戚在上海辦了一份《環球》畫報，已經出了兩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畫報組稿，要我爲它寫連載小說，我把現成的那一疊原稿交了給他。小說在畫報上刊出了兩次，畫報就停刊了，我也沒有再寫下去。直到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見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說，我把已寫好的八章重讀一遍，過幾天給他送了去。《寒夜》這樣就在八月份的《文藝復興》二卷一期開始連載了。
《寒夜》在《文藝復興》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載完畢。我住在霞飛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編輯阿湛每個月到我家來取稿一次。最後的“尾聲”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寫成。一月份的刊物說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實脫期是經常的事。我並沒有同時寫別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譯薇娜·妃格念爾的回憶錄《獄中二十年》。我還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擔任義務總編輯兼校對，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當作資本家批鬥過一次，就象我因爲寫過《家》給當作地主批鬥過那樣。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對工作做得特別草率，在我看過校樣的那些書中，人們發現不少的錯字。
《寒夜》寫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個重慶小職員的生活。那一段時期我在重慶，而且就生活在故事發生和發展的那個地區。後來我在上海續寫小說，一拿起筆我也會進入《寒夜》裏的世界，我生活在回憶裏，彷彿在挖自己的心。我寫小說是在戰鬥。我曾經想對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幫助，可是大哥因破產後無法還債服毒自殺；三哥在上海患病無錢住院治療，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趕回上海設法送他進醫院，他已經垂危，分別五年後相處不到三個星期。他也患肺病，不過他大概死於身心衰竭，不象汪文宣死得那樣痛苦。但是他在日軍侵佔“孤島”後那幾年集中營似的生活實在太苦了。沒有能幫忙他離開上海，我感到內疚。我們在成都老家時他的性格比我的堅強、樂觀，後來離開四川，他念書比我有成績。但是生活虧待了他，把他的銳氣和豪氣磨得乾乾淨淨。他去世時只有四十歲，是一箇中學英文教員，不曾給過婚，也沒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學生，還留下幾本譯稿。我葬了他又趕回重慶去，因爲蕭珊在那裏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慶我又度過多少的寒夜。搖晃的電石燈，淒涼的人影，街頭的小攤，人們的訴苦……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裏多麼鮮明。小說“尾聲”的最後一部分就是根據我當時的一篇散文改寫的。小說的主要部分，小說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寫成的。我的確有這樣一種感覺：我鑽進了小說裏面生活下去，死去的親人交替地來找我，我和他們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對我並不是陌生的，這裏有我那幾位親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橋牌，就是在我同蕭珊之間發生過的事情。寫《寒夜》的時候我經常想：要不是我過去寫了那一大堆小說，那麼從桂林逃出來，到書店做個校對，萬一原來患過的肺病復發，我一定會落到汪文宣的下場。我還有一個朋友散文作家繆崇羣，他出版過幾本集子，長期患着肺病，那時期在官方書店正中書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醫院裏，據說他生病躺在宿舍裏連一口水也喝不到，在醫院斷氣時也無人在場。他也是一個汪文宣。我寫汪文宣，絕不是揭發他的妻子，也不是揭發他的母親。我對這三個主角全同情。要是換一個社會，換一個制度，他們會過得很好。使他們如此受苦的是那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生活這樣苦，環境這樣壞，糾紛就多起來了。我寫《寒夜》就是控訴舊社會，控訴舊制度。
這些年我常說，《寒夜》是一本悲觀、絕望的小說。小說在《文藝復興》上連載的時候，最後的一句是“夜的確太冷了”。後來出版單行本，我便在後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溫暖”。意義並未改變。其實說悲觀絕望只是一個方面。我當時的想法自己並未忘記，也永遠不會忘記。我雖然爲我那種“憂鬱感傷的調子”受夠批評，自己也主動作過檢討，但是我發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舊社會、舊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蔣介石國民黨的統治已經徹底潰爛，不能再繼續下去。舊的滅亡，新的誕生；黑暗過去，黎明到來。奇怪的是隻有在小說日文譯本的書帶上纔有人指出這是一本充滿希望的書。有一位西德女學生在研究我這本作品準備寫論文，寫信來問我：“從今天的立場來看你會不會把幾個主角描寫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麼懦弱的，樹生不那麼嚴肅的，母親不那麼落後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過去我已經改了兩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印《寒夜》單行本的時候和一九六○年編印《文集》最後兩卷的時候。我本來想把《寒夜》和《憩園》、《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編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朋友認爲這樣做，篇幅過多，不便裝訂，我才決定多編一冊，將《寒夜》抽出，同正在寫作中的《談自己的創作》編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遲，到一九大二年八月才印出來，印數不過幾千冊。那個時候文藝界的鬥爭很尖銳，又很複雜，我常常感覺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後高高舉着，我不能說我不害怕，我有時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動了感情健忘病又會發作，什麼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就是這樣“出籠”①的。我最這篇發言在十年浩劫中喫夠了苦頭，自己也作過多次的檢查。現在回想那篇發言的內容，不過是講了一些尋常的話，不會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講的超過多少。我在一九六○年寫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後記》中談到《憩園》和《第四病室》（也附帶談到《寒夜》）時，就用了自我批評的調子。我甚至說：“有人批評我‘同情主人公，憐憫他們，爲他們憤怒，可是並沒有給這些受生活壓迫走進了可怕的絕路的人指一條出路。沒有一個主人公站起來爲改造生活而鬥爭過’。我沒法反駁他。”
我太小心謹慎了。爲什麼不能反駁呢？多年來我一直在想，法庭審判一個罪人，有人證物證，有受害者、有死屍，說明被告罪大惡極，最後判處死刑，難道這樣審判並不合法，必須受害者出來把被告亂打一頓、痛罵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爺”三呼萬歲纔算正確？我控訴舊社會，宣判舊制度的死刑，作爲作家我有這個權利，也有責任。寫《寒夜》時我就是這樣想，也就是這樣做的。我恨那個制度，蔑視那個制度。我只有一個堅定的思想：它一定要滅亡。有什麼理由責備那些小人物不站起來“鬥爭”？我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們就願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當時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夠。
關於《寒夜》我不想再說什麼，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閒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裏的這個修改本。我給憋得太難受了，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爲了迎接黎明！《回憶》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裏寫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學道街一座小樓上修改這小說的情景”，那時的生活我不但沒有忘記，而且對我顯得十分親切。由於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顧，一個人安靜地住在那座小樓上寫文章。我在那間陽光照得到的樓房裏寫了好幾個短篇和一本成爲廢品的中篇小說。在那三個月的安適生活中，我也先後校改了三本小說的校樣，最後一本便是《寒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