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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就憑以上所述作出結論,認爲卞福汝主教是個“有哲學頭腦的主教”或是個“愛國的神甫”,我們就很可能發生錯誤。他和那國民公會G.代表的邂逅——幾乎可以說是他們的結合,只不過給他留下了一種使他變得更加溫良的驚歎的回憶。如是而已。
卞福汝主教雖然是個政治中人,我們或許也還應當在這裏極簡略地談談他對當代的國家大事所抱的態度,假定卞福汝主教也曾想過要採取一種態度的話。
我們不妨把幾年前的一些事回顧一下。
米里哀先生升任主教不久,皇上便封了他爲帝國的男爵,同時也封了好幾個旁的主教。我們知道,教皇是在一八○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的夜晚被拘禁的,爲了這件事一動力,但只有把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結合的行爲才,米里哀先生被拿破崙召到巴黎去參加法蘭西和意大利的主教會議。那次會議是在聖母院舉行的,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紅衣主教斐許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會議。九十五個主教參加了會議,米里哀先生是其中之一。但是他只參加過一次大會和三四次特別會。他是一個山區的主教,平時過着僻陋貧困的生活,和自然環境接近慣了,他覺得他替那些達官貴人帶來了一種改變會場氣氛的見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迪涅去了。有人問他爲什麼回去得那樣匆促,他回答:“他們見了我不順眼。外面的空氣老跟着我鑽到他們那裏去。我在他們的眼裏好象是一扇帶不上的門。”
另外一次,他還說:
“有什麼辦法?那些先生們全是王子王孫。而我呢,只是一個乾癟癟的鄉下主教。”
他確是惹人嫌,不時作怪。有一晚,他在一個最有地位的同道家裏,說出了這樣的話,也許是脫口而出的:“這許多漂亮的掛鐘!這許多漂亮的地毯!這許多漂亮的服裝!這些東西好不麻煩!我真不願意聽這些累贅的東西時常在我的耳邊喊‘許多人在捱餓呢!許多人在挨凍呢!窮人多着呢!窮人多着呢!’”
我們順便談談,對華貴物品的仇恨也許是不聰明的,因爲這種仇恨隱藏着對藝術的敵意。不過,就教會中人來說,除了表示身份和舉行儀式而外,使用華貴物品是錯誤的。那些東西彷彿可以揭露那種並非真心真意解囊濟困的作風。教士養尊處優,就是離經叛道。教士應當接近窮人。一個人既然日日夜夜和一切災難、苦痛、貧困相接觸,難道在他自己身上竟能不象在勞動中沾上一些塵土那樣,一點也不帶那種聖潔的清寒味嗎?我們能想象一個人站在烈火旁而不感到熱嗎?我們能想象一個工人經常在溶爐旁工作,而能沒有一根頭髮被燒掉,沒有一個手指被燻黑,臉上沒有一滴汗珠,也沒有一點灰屑嗎?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仁慈的最起碼的保證,便是清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