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啓示錄的慰藉 街上的噪聲和廚房裏的談話（1991—2001） (第6/13頁)

S.A.阿列克謝耶維奇提示您：看後求收藏（貓撲小說www.mpzw.tw），接着再看更方便。

整個國家都被銀行和市場攤位覆蓋了，徹底變成了另一種模樣——物質世界。不再是笨拙的大靴子和老里老氣的衣裙，而是那些我們夢寐以求的物品：牛仔褲、大衣、性感內衣和精美器皿……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我們蘇聯的物品都是灰色的、古板的，就像軍隊一樣。圖書館和劇院都給騰空了，改成了集貿市場和商業店鋪。所有人都想得到幸福，立馬就獲得幸福。人人都像個孩子，爲自己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在大超市裏也不再暈頭轉向了……我熟悉的一個小夥子下海經商，他告訴我，第一次弄了一千罐速溶咖啡，兩天就出手了，又進了一百個吸塵器，也是馬上賣光。至於夾克、針織衫這些小商品，都是輕而易舉就賣掉了！所有人都在換新衣換新鞋，換設備換傢俱，翻蓋裝修別墅，都想要蓋出漂亮的圍牆和屋頂……我們有時和朋友們回憶起來，簡直都要笑死啦……野人出山了！那時候窮得叮噹響，必須去學習一切……在蘇聯時期只允許存有大量書籍，不允許擁有昂貴汽車和房子。現在我們學會了穿禮服，學會了烹調，學會了早上喝果汁和酸奶……我此前一直很鄙視金錢，因爲我不知道它有什麼用。在我們家裏不能談錢，認爲這是一件丟人的事情。可以說我們是在一個缺錢的國家長大的。跟大家一樣，我的收入就是一百二十盧布，對我也足夠了。拜金潮是隨着改革出現的，是跟着蓋達爾來的。真金白銀。到處懸掛的標語口號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未來，是共產主義”，而是“買吧！請您購買！”如果你願意，可以周遊世界，去去巴黎和西班牙，看看嘉年華和鬥牛場……我在海明威的書中讀到過這些情景，讀過就明白了：我永遠不會去看這些西洋景。那時候是書籍代替了生活……如今廚房徹夜暢談的時代結束了，開始要掙錢了，開始要賺外快了。金錢已經成爲自由的同義詞，令所有人亢奮激動。最有能力、最有進取心就是做生意人。列寧和斯大林被遺忘了。我們避免了內戰的發生，卻再度陷入“白軍”和“紅軍”、自己人和非自己人之爭。物質追求代替了流血……生活至上！人們選擇追求美好生活。沒有人願意光榮地死去，每個人都想體面地活着。然而另一個事實是：蜜糖餅是不夠大家分的……

——蘇維埃時代，這是個神聖而富有魔力的詞彙。由於慣性原因，在知識分子的廚房裏人們仍然在談論帕斯捷爾納克，一邊熬湯，手中還拿着阿斯塔菲耶夫[14]和貝科夫[15]的書，然而生活最終已經證明這些不重要了。語言沒有任何意義了。在1991年，我們把身患嚴重肺炎的媽媽送進醫院，可是她像女英雄一樣回來了，她那張嘴巴哪怕在醫院也閉不上，大談斯大林，大談基洛夫遇刺，大談布哈林[16]……人們希望白天黑夜聽她不停地說。當時的人們就是想了解這些事情。最近她又進了醫院，這回可就一連幾天緘默不語了。五年過去了，現實已經完全不同，如今的女英雄是個大商人的妻子。女英雄的故事完全變了……那個女人的房子有多大？三百平方米！有多少僕人？一個廚師、一個保姆、一個司機，還有園丁……她跟老公去歐洲度假，看博物館——明白吧，還有精品店……精品店！一個戒指就有多少多少克拉，另外還有配飾，金耳環，純金的！根本沒有人再談古拉格或者類似話題了。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現在還和老爺子們爭論啥啊？

我有逛二手書店的習慣，那裏靜靜地擺着兩百卷《世界文庫》和《歷險書庫》，橙色封面，我的至愛。望着那一排排書脊，久久地呼吸着書的味道。書如高山啊！知識分子們卻都賣掉了自己的藏書。大衆當然是貧窮的，但並不是因此而要把書從家裏搬出去，也不只是因爲錢，而是因爲對書的失望。徹底絕望。就連對別人提出這樣的問題都會顯得不禮貌：“你現在讀什麼書呢？”生活中發生了太多的改變，只有在書中沒有變。俄羅斯長篇小說從來不教讀者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如何致富……奧勃洛摩夫一直躺在沙發上，契訶夫的主人公永遠是邊喝茶邊抱怨生活……（沉默）中國人說，在變革的時代別指望上天保佑你。我們當中很少有人還是原來的自己。體面的人們都不知消失到哪兒去了，到處都是你爭我奪……

——說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我絕不會說那是一個美好的時代，反而認爲那是個讓人噁心的世道。人們的頭腦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有人承受不住就瘋了，精神病院人滿爲患。我到那裏去探望過朋友，有人高喊：“我是斯大林，我是斯大林！”另一個大叫：“我是別列佐夫斯基[17]！我是別列佐夫斯基！”他們那個病區全都是斯大林和別列佐夫斯基。大街上總是發生槍擊案，殺人案數量很多。每天都借酒消愁。賺錢啊，成功啊。有成功者就有失敗者。有人傾家蕩產，有人鋃鐺入獄，從寶座到地下。另一方面，人們麻醉自己，一切都在你眼前發生……

銀行排起了長長的隊伍，大家都想創業：這個想開一家麪包店，那個要銷售電子產品……我也在隊列中。我很驚訝很多人和我一樣。一個頭戴針織貝雷帽的阿姨，一個穿運動夾克衫的男孩，一個體格健壯的男人，他看起來像一個囚犯。七十多年來的歷史告訴人們：金錢買不來快樂，生命中最美好的東西，是人人都能免費獲得的，比如愛情。但是講臺上卻在這樣大聲說：做生意吧，致富吧！把一切都遺忘吧。所有蘇聯書籍都被遺忘了。這些人已經完全不像曾經與我一起彈奏吉他直到凌晨的人了。我就是在那時學會了三和絃和聲。唯一能把他們同廚房之友連接在一起的，就是他們也對紅色旗幟和浮誇感到厭倦：共青團員會議啦，政治教育啦……社會主義總以爲人人都是傻瓜……

對於什麼是夢想，我是有親身體會的。整個童年時期，我一直懇求大人們給我買一輛自行車，可是偏偏他們就一直沒有給我買。家裏太窮了。我在中學就倒賣牛仔褲，在大學裏倒賣各種蘇聯軍服，加上各種軍銜，都是外國人買走的。很普通的黑市。在蘇聯時代這會被判處三到五年監禁。父親揮舞着皮帶追我，大叫大喊：“你這個投機倒把分子，我在莫斯科保衛戰中流過血，怎麼養出了你這樣的騙子！”昨天叫作犯罪，今天叫作生意。在一個地方買釘子，在另一個地方買水龍頭，裝在塑料袋裏就作爲一個新產品銷售了。我把錢帶回家，給家裏買了很多東西，買全新的冰箱。父母就在家裏坐着，等人來抓我。（笑）我還賣家用電器，高速鍋、壓力鍋……我從德國弄來一輛帶拖斗的汽車，這可是個好東西。一切運轉順利……我的辦公室電腦下面有一個盒子，裏面裝滿了錢，我只知道這是錢。拿吧，取吧，這個盒子從來就沒有空過。我幾乎什麼都倒騰過：獨輪車、公寓、“勞力士”……想起來就叫人陶醉，你能滿足所有的慾望和祕密的幻想。我很瞭解我自己：第一，我沒有品位；第二，我是很複雜的。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金錢。我不知道大筆資金應該拿去投資，不能擱在那裏。對於人來說，金錢就像權力和愛情一樣，是一種考驗……我做夢都想着錢……後來我去了摩納哥，在蒙特卡洛賭場輸了一大筆錢，非常多。我受到了懲罰。我成了那個金錢盒子的奴隸。那裏面到底有沒有錢？有多少錢？應該越來越多。這下子我不再像以前那麼對錢感興趣了。政治……集會……薩哈羅夫[18]死了，我前去向他告別。那裏有成千上萬的人，人們都在痛哭，我也哭了。然而最近，我在報紙上讀到一篇關於薩哈羅夫的文章：“一個偉大的俄羅斯傻瓜死了。”我認爲薩哈羅夫之死是恰逢其時。索爾仁尼琴從美國回來，所有人都湧去迎接他。但他不明白我們，只有我們瞭解他。他已經是個外國人了。他來到俄羅斯，但是卻猶如身處芝加哥……

如果沒有改革，我會是怎樣的人？工程師那點兒可憐巴巴的薪水……（笑）現在，我自己開了一家眼科診所。有好幾百個病人和他們的家人，爺爺和奶奶，都依賴我的診所。你們要反覆地自我思考和自省，我沒有這個問題。我夜以繼日地工作，購買新設備，送外科醫生到法國去實習。我不是一個利他主義者，我賺的錢，都是靠自己爭取來的……起初我口袋裏只有三百美元……我是和夥伴一起創業的，要是他們現在走進來，您準會暈倒的。他們長得就跟大猩猩一樣，目露兇光！現在他們都不在了，像恐龍一樣消失了。我那時候出出進進都穿防彈背心，因爲有人會朝我開槍。要是有人喫的香腸比我的差，那關我什麼事。資本主義是你們大家都想要的。大家都在做夢！但要是被欺騙了，可不要哭……

<h4>我們是在劊子手和受害者中間長大的</h4>

——那天晚上我們從電影院一出來，就看到血泊中躺着一個男人。後背的外衣上還有彈孔。在他旁邊站着一個警察。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被殺死的人。不過我很快就習慣了這種畫面。我們那幢樓很大，有二十個出入口。每天早上院子裏都有一具屍體，我們都已經不再驚恐了。真正的資本主義就是這樣開始的，從流血開始的。我以爲自己會受到震動，但是並沒有。斯大林死後，我們對於流血有了不同的態度。我還記得他們是如何殺死自己人的……而大屠殺的犧牲者們自己也不知道爲何被殺死……這些情景都留下來了，存在於我們生活中。我們是在劊子手和受害者中間長大的。兩種人住在一起，對於我們來說很正常。就像戰爭與和平狀態之間沒有界限一樣。我們始終在打仗。打開電視，所有人都在空談：政治家、商人，還有總統。大家都在說回扣、賄賂、裁員……人的一生，也就是吐一口痰，再用腳蹭去。就像勞改營的犯人那樣……

我們爲什麼不審判斯大林？我來回答你吧：要是審判斯大林，就得審判我們自己的親屬和朋友，那些都是我們最親近的人。我來說說我的家庭吧……1937年，爸爸被打入勞改營；感謝上帝，他活着回來了，但被監禁了十年。回來後他就是想好好地生活。連他自己都驚訝：經歷了那麼多苦難之後，仍舊想好好生活……不是所有人都會這樣，絕對不是所有人。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成長過程中，父輩就是這樣的人：要麼是從勞改營回來，要麼是從戰場上回來。他們唯一可以告訴我們的事情就是暴力，還有死亡。他們都很少言笑，沉默寡言。就是喝酒，喝酒……最後喝死自己。第二個類型是，那些沒有被抓走的人，天天在擔心被抓走。這種感覺並不是一兩個月，而是延續好多年，好多年啊！而如果你沒有被抓走，問題又來了：爲什麼所有人都被捕了，而你卻沒有？是你沒有做什麼嗎？其實他們可以逮捕你，但是也可以把你派到內務人民委員部去工作，要看黨的要求，黨的命令。雖然是一個令人厭惡的選擇，但是許多人都會去做。今天所說的那些劊子手，他們其實也都是平常人，並不可怕……舉報爸爸的是我們的鄰居，尤拉叔叔。媽媽說，就是因爲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情。那年我七歲。尤拉叔叔常常帶着他的孩子和我一起騎馬，一起釣魚，他還幫我家修理柵欄。您瞧，一個劊子手完全是另一種形象——一個普通人，甚至是好人、正常人。爸爸被捕後的幾個月，他的弟弟也被抓走了。到了葉利欽時代，他們把爸爸的檔案給了我們，其中有幾封檢舉信，一封是奧麗雅阿姨——他的表妹——寫的……奧麗雅是一個美麗開朗的女人，歌唱得很好。現在她已經老了，我問她：“奧麗雅阿姨，給我講講1937年吧。”“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年，我在戀愛。”她對我說。……爸爸的弟弟，我的叔叔終究沒能回家，他失蹤了，消失在監獄還是勞改營，沒人知道。雖然很難開口，但我還是問了這個一直折磨我的問題：“奧麗雅阿姨，你爲什麼要那樣做？”“在斯大林時代，你在哪裏看到過一個誠實的人嗎？”（沉默）還有一位巴維爾叔叔，曾在西伯利亞的內務人民委員會部隊裏服役……您明白，其實不存在化學上那麼純粹的邪惡……不僅斯大林和貝利亞[19]，尤拉叔叔和美麗的奧麗雅阿姨也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