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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越在經歷了諸多對自身身份的思考以及對故鄉澳門深深的眷戀與認同之後，開始深入探究中國文化和歐洲文化最根本的不同之處。這種探究彷彿是一場跨越時空的精神之旅，讓他對兩種偉大文化的內核有了更爲深刻的洞察。
羅越常常坐在那歐洲風格的書房裏，四周擺滿了從歐洲各地收集來的關於歷史、神話與文化的書籍，然而他的思緒卻飄向了遙遠的東方，飄向了那片孕育了他祖先的土地——中國。他想起了古老的傳說，燧人氏鑽木取火的故事。那是一個人類依靠自身智慧與毅力，戰勝黑暗與寒冷的偉大壯舉。在遠古時代，人們面臨着沒有火種的困境，而中國人的祖先沒有等待神靈的恩賜，也沒有祈求外來的援助。他們憑藉着對自然現象的觀察，對材料的嘗試與摸索，最終成功地鑽木取火。這小小的火苗，不僅僅是光明與溫暖的來源，更是中華民族自力更生、勇於探索精神的象徵。這種精神貫穿了中國歷史的長河，無論是在面對外敵入侵、自然災害，還是在社會發展面臨重重困難的時候，中國人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團結一心，去克服困難。
他又聯想到歐洲的神話故事，普羅米修斯從天神那裏偷取火種送給人類。這一故事固然體現了普羅米修斯的勇敢與對人類的大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反映出歐洲文化中一種對外部力量的依賴。在歐洲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這種文化特徵也有所體現。例如，在中世紀的歐洲，封建領主與教會勢力強大，普通民衆在面臨困難時，往往需要向領主尋求庇護，向教會祈求救贖。他們更多地寄希望於外部的權威或者超自然的力量來解決自身的困境。
再看大洪水的傳說。在全世界衆多的神話裏，當面臨大洪水的災難時，許多民族的故事都是圍繞着造船避難展開的。人們試圖通過建造一艘巨大的船，來躲避洪水的侵襲，等待洪水退去。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種逃避災難的思維方式，是一種藉助工具來避開困難的策略。然而，中國的大禹治水故事卻截然不同。大禹沒有選擇逃避洪水，而是帶領民衆積極治水。他三過家門而不入，憑藉着堅韌不拔的毅力，深入瞭解洪水的規律，採用疏導的方法，將洪水引入大海。這種治水的過程不僅僅是對自然災害的治理，更是一種民族精神的彰顯。中國人在面對困難時，不是逃避，而是直面挑戰，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勞去改變現狀。
羅越深刻地認識到這種文化精神差異在現實中的體現。他回顧中國的近代歷史，那是一段飽經滄桑的歲月。列強的侵略、封建制度的腐朽，讓中國陷入了巨大的危機之中。但是，中國人民沒有屈服。從太平天國運動到義和團運動，從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人民不斷地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儘管過程充滿艱辛，儘管遭受了無數次的失敗，但中國人始終沒有放棄，始終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斷總結經驗，最終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社會主義道路。新中國成立後，面對國內一窮二白的狀況，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從第一個五年計劃到改革開放，從科技攻關到脫貧攻堅，每一步都是中國人民自己拼搏奮鬥的結果。
而歐洲的發展歷程中，雖然有着輝煌的文明成果，但在面對困難時，也常常需要藉助外部力量的支持。在歐洲的近代史上，國家之間的聯盟與戰爭頻繁，很多時候一個國家的發展或者復興需要依靠與其他國家的合作或者藉助外部勢力的干預。例如，一些歐洲國家在戰後的重建過程中，依賴於美國的馬歇爾計劃等外部援助。
羅越在思考這些文化差異的過程中，也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經歷。他想到自己在歐洲的生活，曾經在面對一些困難時，也受到了歐洲文化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但他內心深處的中國文化基因卻在不斷地提醒他，要像自己的祖先一樣，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難。他意識到自己在歐洲的成長經歷，其實是兩種文化在他身上的交融與碰撞。他既有歐洲朋友那種善於藉助外部資源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也有中國人骨子裏的獨立自主精神。
在他的社交圈中，他開始分享自己對中歐文化精神差異的思考。他和歐洲的朋友們討論這些神話故事背後的文化內涵，有些朋友對他的觀點表示認同，認爲這是一種很新穎的視角去理解兩種文化；而也有一些朋友對他的觀點提出了質疑，他們認爲不能簡單地從神話故事就一概而論兩種文化的差異。但羅越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思考，他通過更多的歷史研究和現實案例來豐富自己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