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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我那么长期的垂头丧气开始让我的姨奶奶不安了。于是，她找了个借口，希望我能去多佛看看小屋出租的情形，并和现在的那房客订一个较长期的租约。珍妮被斯特朗夫人雇了去，我每天在博士家看到她。离开多佛前，她曾踌躇是否嫁给一个领港员，以结束她受到的排斥男性的教育，但她最后仍决定不冒那险。我相信，她那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原则，不如说碰巧那男人不中她意。
虽然叫我离开米尔斯小姐是很难的，但我也想落入姨奶奶的圈套，因为这一来我可以和爱妮丝安安静静地在一起过几个钟头。我向那位好心的博士商量清三天假；博士也希望我能去放松一下，他希望我还多休息几天、可我的精力受不了——我动身去那里了。
至于说到博士院，我并不很在意我在那里的职责。说实话，我们在第一流的代诉人心中已名声日益下落，很快就落入一种极不可靠的地位中了。在斯宾罗先生入伙前，这事务所的业务于约金斯先生的手里并没什么了不得；虽然因为有新鲜血液输入和斯宾罗先生铺的排场而导致业务有起色，但它的基础仍不够坚定，在猛一下失去了积极主动的领头人这一打击下难免摇摇晃晃。业务因此大大跌落。约金斯先生是一个懒散而低能的人，无论他在事务所内的声望如何，他在外界的声望不足支撑这个事务所。当我被移交给他时，看到他吸着鼻烟不理事的模样，我比先前更痛惜姨奶奶的那一千镑了。
不过，这还不算最糟的。在博士院附近，有一些寄生虫和帮闲，他们自己不是代诉人，却揽一些这种业务来交给真正的代诉人办理。为了分赃，那些真正的代诉人也把姓名借给他们用——这么干的大有人在。由于事务所急需业务，我们也就入了那种高贵的团伙，用饵引诱那些寄生虫和帮闲，把他们的事务接过来办。我们最欢迎的是办理结婚证书和小遗产检察判定这类业务，它们对我们也很有利；对这类业务的竞争很激烈了。在博士院的所有入口都埋伏了掮客和骗子，他们奉令拦住一切穿丧服的人和外表略显羞怯的人，引诱这些人去和他们雇主有关的事务所。这种命令被那么有效地执行着，我本人就在被人认出之前有两次被簇拥着进了我们主要对手的事务所。这些掮客由于各自利益而产生了矛盾，从而使他们感情激动，导致一些冲突发生。我们主要的帮手（这人过去从事酿酒业，后从事宣誓经纪人一职）有些日子竟带着那只被打青了的眼在博士院前走来走去，败坏院誉。那些帮手们一个个都不辞劳苦，经常把一位穿丧服的老太太扶下马车，再把她要找的任何代诉人诽谤一通，然后向老太太推荐他的雇主做代诉人的合法继承者和代表，于是那个老太太——有时是大为感动了的老太太——就被带到他雇主的事务所。许多俘虏也被这样带到我跟前。至于结婚证书的竞争已如此白热化，一个想领结婚证书的害羞男子只好把自己交给第一个跑向他的帮手，否则就会被许多人抢来抢去，最后成为力气最大的人的战利品。我们的一个帮手文书在争夺剧烈时，就常戴着帽子坐在那里，以便能及时冲出去，把抓到的俘虏带到代理主教前宣誓。我相信，这种“抢”的制度沿袭至今。最近一次我去博士院，一个穿着白围裙、长得强壮的男子突然在一个门口旁捉住我，殷勤凑过来把“结婚证书”几个字低声送入我耳朵。我费了不少力气才阻止了他，从而未被他搂住送进什么代诉人的事务所。
让我抛开这些题外的话，直奔多佛吧。
我发现那小屋一切都让人满意，可以让我姨奶奶大为放心。我向她报告，说那房客继承了她的斗志，不断和驴子作战。把需在那里解决的小事办妥后，我在那里住了一宿，次晨我就步行前往坎特伯雷。又是冬天了；清新寒冷的风刮着，这天气还加上连绵起伏的高地使我振作了一些。
到了坎特伯雷，我怀着使我情绪安宁、心理舒畅的清醒的快乐，在那些古老街道上徘徊。铺子上挂有旧日招牌和旧日字号，里面是些旧日的人在做生意。我在这里读书的日子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在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也没很大变化时，我竟为这个地方的变化这么少而感到奇怪。说来也怪，我心中认为和爱妮丝不能分离的那种潜在力量似乎也弥漫了她住的这个城镇。那些庄严的教堂塔楼，那些旧日的穴鸟和乌鸦（它们轻昵的叫声比完全无声的寂静还更能令人感到安静），曾一度嵌满雕像的颓败门口（现在那些雕像已像当年凭吊他们的那些虔诚香客一样消失了），在几世纪以来，那些残垣上就爬满常春藤的静僻角落，古老的房子、田野、果园、花园等景物；总之，在一切地方，在一切东西上，我都能感到那同一种肃穆庄重，同一种平静的思想和祥和精神。
我来到威克费尔德先生的住宅，在楼下那个昔日尤来亚·希普常坐着的矮小房间里，我发现了米考伯先生，他正在聚精会神写什么。他穿着一身法官制服样的黑衣；在那小房间里显得又壮实又高大。
米考伯先生看到我非常高兴，但也有点不安。他想马上带我去看尤来亚，可我拒绝了。
“我很熟悉这老房子，你记得的，”我说道，“我知道上楼怎么走。你觉得法律怎么样，米考伯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