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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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汤达还令人信服地表明：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资产阶级意识和风气也像瘟疫一样笼罩着维里埃尔城。“提供收入”这句话，决定了维里埃尔的一切。这四个字代表了那城市四分之三以上的居民的习惯思想。可以视为小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锯木厂主索雷尔，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好心的老外科军医为了让索雷尔的儿子于连有工夫读书，教好他拉丁文和历史，反须付钱给老索雷尔。老索雷尔庆幸于连当上市长家的家庭教师，仅仅是因为可以向儿子讨回养育费。在同市长做的一次次交易中，这个锯木厂主表现了列那狐[14]式的狡狯。连“最富有贵族气派的”德·雷纳尔市长这样的顽固保王派贵族，也不免深受市侩风气的熏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成为他思考问题的主要依据，例如在他看来，胡桃树之所以有权利存在，全由于它们“提供收入”；“送礼物给一个我们完全满意，而且替我们干活儿干得很好的人”实属荒唐，“只有在他不好好干的情况下，才需要激发他的热忱”。金钱的考虑甚至可以牺牲贵族的“尊严”，得知妻子和于连的关系，他宁愿隐忍，就因为妻子是一大笔财产的继承人。

然而，司汤达的笔墨主要还是用于刻画法国复辟王朝后期的政治斗争。复辟既是旧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那么，像一切妥协一样，自必包含某些力量的平衡，但也必然是不稳定的平衡。获得了大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总妄图恢复对国家的绝对统治和昔日的全部特权；随着资本主义产不断发展而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雄心勃勃。事实上，自一八一四年以来，这两个阶级以争夺统治权为重心的政治斗争从未间歇。一八二四年极端保王党领袖查理十世登台后，斗争更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小说《红与黑》的一个突出成就，便是对国历史的这个关键时期的政治状况，作了真实而深刻的艺术写照。

对反动教会的揭露，是《红与黑》这幅政治风俗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少年时代就受到伏尔泰思想影响的司汤达，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他有句名言：“上帝之所以被人原谅，因为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对教会的揭露，几乎全然不涉及宗教信仰问题—— 对他来说那是已经过时的任务，而是紧扣着教会的要害——它在封建复辟中扮演的罪恶角色。通过发生在维里埃尔的一系列事件，他向我们指出，复辟时代后期，宗教的反动气焰如此嚣张，构成了不折不扣的“宗教专政”。本堂神父谢朗因为带领《狱情报》编辑阿佩尔了解贫民收容所和监狱的真相，便被教会撤销教职；治安法官得罪了省里派来的玛斯隆副本堂神父，差点儿丢掉饭碗；通过听取忏悔，教会掌握每个人的秘密，控制每一个家庭。最阴森可怕的是圣会，这个教会的秘密政治组织，网罗了各色各样心怀叵测的人，从贫民收容所所长到市长家的仆人。教会的横行霸道在法国随处可见。在里昂市郊，惯守本分的圣吉罗只因每年施舍给穷人两三百法郎，而没有把钱奉献给教会组织，便被搅得无法安身。在贝藏松，代理主教德·弗里莱尔组织起严密的圣会网，“他的那些送往巴黎的报告使法官、省长，甚至驻防军队的将级军官都感到胆颤心惊。”在司汤达称为整个小说的“最精彩的部分”里，贝藏松神学院的丑恶内幕被揭露无遗，那里，宗派相煎，密探猖獗，虚伪排挤正直，欺诈胜过善良，毋宁说是一所阴谋家的专门学校。在描写秘密会议的章节里，司汤达对积极参与反革命密谋的教会提出了最严重的指控。《红与黑》对教会的一切描写都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宗教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并且始终着眼于复辟王朝时期教会在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就使它的揭发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抨击达到极强的力度。

“阴谋和伪善的中心”巴黎，是司汤达笔下整个复辟王朝政治画卷的中心，而秘密会议又是这中心的核心，在这次会议上，贵族阶级和教会的要人们策划请求英国出钱，俄、奥、普出兵，而在法国由教会组织起一个武装的政党与之配合，把反对派一举歼灭。他们明知“这是个冒风险的，而且没完没了的工作”，因为他们必须除掉的“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巴黎，全法国都在模仿巴黎”，但阶级本性使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作家这里所反映的，正是他写作《红与黑》时正在发生的事，一八二九年八月波里雅克的极端保王党内阁上台后的法国活生生的现实。一个当代人在日记中写道：“首都流传着成千上万种可怕的谣言，使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害怕镇压又要加强，……然而悲惨的经验告诉我们：人民也能够举行政变。”完全证明了司汤达对当时事态观察之锐敏，再现之准确。

就是在这刻画得极其出色的典型社会环境中，司汤达安排了小说主人公于连短暂生命的最后几个年头。历史条件的成功限定，为于连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于连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又大大深化了小说的主题。

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伤恋人；被处死刑。小说人物于连的故事受到《法庭公报》中贝尔德案件报道的启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报道中的贝尔德仅仅是个普通的刑事罪犯；而经过司汤达艺术再创造的于连，则是根据人物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时空，被赋予一定的思想性格特征，具有了充实的社会含义的文学典型。

于连自称“平民”、“农民的儿子”、“木匠的儿子”、“工人的儿子”、“仆人”、“工人”、“农民”，实际上，他的父亲已经由农民发迹为锯木厂主，他本人又先后在谢朗神父、德·雷纳尔夫人那里和神学院里受到教育，他属于小资产阶级的行列。儿童时代，他看见拿破仑的威武的骑兵从本乡经过，便发狂地热望进入军界。那时，平民青年尽可以披挂上阵，“不是阵亡，就是三十六岁当上将军”。拿破仑就是绝好的榜样。但是在复辟时代，一切都变了，没有财富，没有高贵的出身，就没有出头之日。历史为于连这一代青年设置下的就是这样的共同处境：他们被养育在英雄的时代，却不得不在门第和金钱主宰的时代里生活。很早就同反动家庭决裂的司汤达，曾得以在拿破仑大军中施展才干，两相比较，他深知复辟王朝在新一代青年面前耸立起的是怎样的壁垒。通过困扰着于连的出路问题，他响亮地提出的，正是复辟时代整个社会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一根本性问题。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只能有两种选择：退避或反抗。于连的儿时好友富凯奉行的是前一种态度，他洁身自好，在深山里离群索居，卖木柴。小商人的生活虽然平庸，却少做许多虚伪的事。于连则迥然不同，他拒绝像富凯那样处世，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保证他生活舒适的碌碌无为”，而是“青年时代的所有英雄的梦想”。他决心实现这些英雄的梦想，并和阻碍他达到目的的社会展开了斗争。正如司汤达所说的，这是个“在和整个社会作战的不幸的人”。

怎样认识这个反抗者的形象呢？不能期望把它套进某个“简便”的模子，或者用一两句话作出“定断”。必须考虑到，青年于连的思想和性格在小说中是逐步演化的；他的思想和性格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他的所想所言所行经常在真实中掺杂着假象。总之，必须正视他的全部复杂性。

于连有着极其敏锐的平民阶级意识。他清楚地看到自己是一个“可怜虫”，“没有保护人，也没有钱”。地位不同、阶级不同的观念时时刺激着他，他唯恐自己因平民出身而受到上层阶级的轻贱。听到市长答应给他的待遇以后，他第一句话是“我不愿意当用人”，第一个问题是“我跟谁同桌吃饭呢？”经妻子建议，德·雷纳尔市长给他一点儿赏赐，被他视为一种屈辱。他十分清楚，是他的贫困在跟他们的财富打交道。他对平民阶级的活力充满信心：“这些贵族，如果有可能让我们跟他们进行一次武器对等的战斗，他们会怎么样呢！”“他对命运和社会发怒”。然而，于连作为平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又是和他千方百计要超脱自身所处阶级地位、飞黄腾达的个人野心紧密联系着的。如果说儿童时代他渴望入军界是因为受到老外科军医讲的那些战役的鼓舞，出于对“披着长白披风，戴着有黑长鬃毛的头盔”的拿破仑龙骑兵威武气概的羡慕，那么，青年于连却是欲火炎炎地眼盯着金钱和权势：“今天我们看见一些四十多岁的教士，他们有十万法郎的年俸，也就是说，相当于拿破仑手下那些著名的师长的三倍……应该当教士。”“我知道怎样选择我这个时代的军服。（他感到他的野心和他对教士服装的喜爱成倍地增长了。）有多少红衣主教，他们的出身比我低，然而掌握过统治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