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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一主题更加明确,“隐含作者”时时从文本中现身,置身事外,直接向读者陈述人生思考。如《“妈妈——!”》以第一人称讲述“我”在医院苏醒过来,与前来探视的同事议论事件的经过,这时,叙述主体突然脱离情节,告诉读者,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我”,当时“对于这件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人生的各个方面,全都浑然不觉”。这种“隐含作者”直接插入的情况,在五篇小说里频频出现。《幽灵之家》中,“我”刚刚在说有点担心幽灵会减损岩仓的生命活力,紧接着是“说不定,那段时间,尽管我自己都不曾那么想过,但有可能已经相当迷恋岩仓了”。语气从主观倾吐跳转为俯视全过程的客观评价,如同一个旁观者在讲述他对别人的观察。有时,“隐含作者”现身后发表大段的议论,甚至造成情节的停滞或中断。《尽头的回忆》开篇,“我”与西山边吃盒饭边聊关于幸福的话题,紧随西山话音的,是“隐含作者”的一番人生感怀:“……事物绝不可能按照人们自己的愿望去发展。或许下一个瞬间幸福就会降临,或许一直等待下去也无济于事。恰如海浪或天气的变化一样,谁都无从知晓。”两人后来是否仍继续谈论幸福,抑或又聊了其他问题,都不得而知。小说由此转到讲述西山的身世。
最极端的表现是《小朋的幸福》。在五篇小说中,这是最短的一篇,也是唯一以第三人称叙事的一篇。故事的展开如同小朋的恋爱一样缓慢,经过五年的等待,小朋内心的期待终于有望成为现实,心仪已久的三泽开始邀请她吃饭了。这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吃饭,他们的谈话刚刚开始,小朋心里想说的话还没说出口。这时,笔锋突然一转:
“现在,换一个完全不同的话题。
写下这些文字的并非小朋,而是一个窥见了小朋人生的小说家,但是这位小说家实际上也并非自己在写作这个故事,而是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力量——简便起见在此暂且称之为神灵——的召唤而写作的。”
整篇小说就像是舞台上的序幕一点一点地终于快要拉开时,忽然钻出一个人,向观众们宣告演出到此结束,同时解说上演这出戏的目的。这个钻出幕布直奔主题的人,就是文本背后的“隐含作者”。他如此迫不及待地直接登场,是要告诉人们,虽然神灵的“力量太过微弱”,无法改变小朋与父亲生离、与母亲死别以及遭遇强暴的命运,但是它仍然“以透明的目光注视着小朋,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珍贵的东西”。这看似节外生枝的文字,是芭娜娜特意安置的理解小说深层含义的钥匙。在一个柔弱女孩孤苦人生的表象背后,是她“孜孜不倦地积累人生中珍贵东西”的努力。母亲去世的那个夜晚,小朋匆匆赶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乡下的外婆和姨妈还在路上,父亲已是别家的成员。在急救医院来往穿梭的人群中,有人被救护车送来,最终得以在家人的陪伴下回去,而小朋却再也不能跟母亲一起回家。即便是这样,倚靠着树干的小朋,却能够看到树枝剪影的美丽,能够感到树干的温暖,以及夜空的光耀、夜风的抚触、星星的闪烁和昆虫的低鸣。这一切,正是此时此刻的美好。
从20世纪80年代耀眼地登上文坛以来,芭娜娜曾经在90年代以《甘露》(1994)为界,将自己的创作分为第一期和第二期:
如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偶然的话,我认为《甘露》这篇小说就标志着从《厨房》以来持续至今的“第一期吉本芭娜娜”的结束。
也许,从今往后会判若两人,写出迥异于以往的作品。[7]
可以说,在近10年之后,《尽头的回忆》又宣告了前两期的结束。2002年8月新潮社出版长篇小说《王国1》时,芭娜娜将笔名由半汉字半假名的“吉本ばなな”改为全部以假名书写的“よしもとばなな”,此后她发表的所有作品都使用这一署名。全用假名的笔名“よしもとばなな”,进一步清晰地区别于全部汉字的真名“吉本真秀子”,以视觉的反差标记出一个新阶段的序幕正在拉开。一年之后,标志性的作品集《尽头的回忆》正式出版单行本,芭娜娜特意在《后记》中表白写作的目的:“或许,我是想在待产期间,尽快把过去痛苦的事情全部清算掉吧?我这么想(如果像对待别人一样进行分析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