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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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分析有所了解，我会将自己所有的苦恼追溯到在爱尔兰度过的悲惨童年。那段时光剥夺了我的自尊，使我时不时自哀自怜、感情麻木，变得任性、忌妒并蔑视权威；它还延缓了我的发育，使我在和异性交往时不知所措，无法在世间提升地位，成为一个几乎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我成为一名老师并一直从事教学工作，这真是个奇迹。能在纽约的课堂上教书这么多年，我真得给自己打满分。应该为从悲惨童年中幸存下来并成为老师的人设立勋章，而我理应成为第一个受勋者。经历了一个接一个的磨难后，不管被授予多高的称号我都当之无愧。

我可以责怪他人。我那悲惨的童年并不是简单的偶然事件，而是由别人——一些黑暗力量造成的。但即便我要责怪，也会本着宽恕的态度。因此，我宽恕下列人士：教皇庇护十二世、英国人尤其是英王乔治六世、麦克罗里红衣主教（他在我的孩童时期统治着爱尔兰）、利默里克主教（他似乎认为世上的一切都罪孽深重），以及爱尔兰前任总理和总统埃蒙·德·瓦勒拉。德·瓦勒拉先生是半个西班牙人兼盖尔语的狂热支持者（恰如一道爱尔兰炖菜中的西班牙洋葱）。他下令爱尔兰的全体老师逼迫学生学习民族语言，却让我们丧失了好奇的天性；老师用木棒将幼小的我们打得遍体鳞伤，让我们遭受几个小时的痛苦，他却对此视而不见、态度冷漠。我还宽恕那位在我承认犯有手淫、从母亲的钱包里偷钱等罪行时，将我赶出忏悔室的神甫。他说我没有摆正忏悔的态度，尤其在肉体方面。尽管他击中了要害，但是，他拒绝赦免我的罪孽这一举动却使我的心灵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以至于如果我被教堂外的卡车撞扁，他得为我的死负责。我宽恕各种各样横行霸道的老师，宽恕他们抓着我的鬓角将我拖离座位，宽恕他们经常在我结结巴巴地回答天主教《教理问答》，或者不能心算937除以739时，用木棒、皮带和藤条抽打我。我的父母和其他成年人告诉我：那都是为我好。我宽恕他们那弥天的伪善。我想知道此刻他们在哪里：天堂？地狱？还是炼狱（如果它依然存在）？

我甚至可以宽恕自己。尽管回顾人生的各个阶段时，我会抱怨：真是个笨蛋！那么胆小！那么愚蠢！那么优柔寡断！犯下那么多的错误！

但是，随后我会再次审视自己的人生。我在童年和青年时期扪心自问，发现自己处在无休止的罪孽中。那是磨炼，是洗脑，是身心的调整，使我不装模作样，尤其当身处犯有种种罪孽的阶层时。

现在，我认为到了赞扬自己的时候了。我至少还有一个优点：顽强。虽然它并不像大志、才干、智慧或魅力那么迷人，但正是它帮助我度过人生的日日夜夜。

F.S. 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美国人的人生没有第二幕。他只是活得不够长久。像我这种情况，他说错了。

我在纽约的高中任教的三十年间，只被我的学生稍稍关注过。在学校以外的世界里，我是个隐身人，不为人知。后来，我写了本关于自己童年的书，成了当今重要的爱尔兰人。我原本希望那本书能向迈考特家的子孙讲述家族历史，兴许能卖个几百本，还能应邀和读书俱乐部讨论讨论。但没想到，那本书一跃登上了畅销排行榜，还被翻译成三十种文字。我被搞懵了。这本书是我人生的第二幕。

在图书的世界里，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一个迟到者，一个新手。我的第一本书《安琪拉的灰烬》出版于一九九六年，那年我六十六岁。第二本书《就是这儿》在一九九九年我六十九岁时问世。那把年纪时，我竟然还能提笔，真不可思议。我的新朋友们（因为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而结识）二十几岁就出书了。年轻人哪！

那么，是什么拖了你那么长时间？

我一直在教书，就是这个拖了我那么长时间。我不是在大学，而是先后在纽约四所公立高中任教。在大学任教，人们有充足的时间用于写作和其他娱乐消遣。（我读过描写大学教授生活的小说，文中的教授们似乎都忙于男女私情和学术暗斗，以至于你会纳闷他们哪有时间从事教学。）如果你每周工作五天、每天教五个高中班级，你就不会回家后仍能保持头脑清醒并创作不朽篇章了。一天上完五个班的课后，你满脑袋都是教室里的嘈杂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