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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们可以在教室里尽情地讲课,从不用担心遭到反驳或吹毛求疵的反对意见。我羡慕那种生活。他们从来不需要叫人坐下,打开你们的笔记本,不,你不能获得出入证。他们从来不需要劝架。必须按时完成作业。没有借口,先生或女士,这里不是高中。如果你觉得不能跟上课程,你可以退课。借口是给孩子们用的。
我羡慕塞登,羡慕大学教授。他们一周上四节或五节课,我得上二十五节;他们有绝对的权威,我得自己去争取权威。我对妻子说:明明可以过大学教授那种轻松生活,我为什么要和这些喜怒无常的少年较劲呢?以那种随意的方式步入教室,点点头认可他们的存在,对着教室后面的墙或者窗外的树讲课,在黑板上潦草地写些难以辨认的板书,宣布下一篇要写的文章(七百字,关于狄更斯《荒凉山庄》中金钱的象征意义),这样难道不是很惬意吗?没有抱怨,没有挑战,没有借口。
艾伯塔说:哦,不要嘀嘀咕咕的,快去拿个博士学位吧,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大学小教授。可以去哄哄大学二年级女生。
艾伯塔参加教师资格证书考试时遇到了艾琳·达尔伯格,并把她带回家吃晚饭。艾琳踢掉鞋子,坐在长沙发上,边喝酒边和我们谈她和丈夫爱德华的生活。他们住在马略卡,但是她时不时回到美国教书赚钱以维持他们在西班牙的生活。她说爱德华很有名,但是我没说话,因为我记得只在埃德蒙·威尔逊关于工人阶级作家的随笔中见过他的名字。艾琳说他将在几个月后从西班牙回来,到时她将邀请我们过去喝一杯。
第一眼见到爱德华·达尔伯格,我就不喜欢他,或者,也许是因为我对见到作家、对进入美国文学界的社交圈很紧张。
艾伯塔和我前去拜访的那个夜晚,他坐在靠窗角落里的一把很大的扶手椅上,面对着半圈崇拜者。他们谈论图书,询问他对于各个作家的看法。他挥了挥手,简单地讲了讲二十世纪的每一个作家(他自己除外):海明威写的是“幼儿语”,福克纳“一堆烂泥”,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都柏林粪便中的跋涉”。他要求每个人回家看一些我从没听说过的作家写的书:索伊托尼厄斯、阿纳赞格罗斯、托马斯·布朗爵士、尤斯比厄斯、沙漠之父、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和伦道夫·伯恩。
艾琳介绍了我:这是弗兰克·迈考特,来自爱尔兰。他教高中英语。
我伸出手,但是他就让它悬着:哦,还是个高中生,是吗?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真想给这个没礼貌的狗杂种一拳,但是我什么也没做。他笑了笑,对艾琳说:我们的朋友给聋哑人教英语吗?在达尔伯格家族中,教书只是女人干的活。